湖南“3＋5”城市群金融生态环境实证研究

借助于仿生学理念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湖南省＂3＋5＂城市群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群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城市群金融资本的极化吸引效应和扩散辐射效明显的增强。但是,还存在经济总量偏小、区域经济辐射能力不高;法制不健全、执法效率有待提升;金融资源相对匮乏、金融资产质量较低;信用环境体系不完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因此,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和谐的金融生态政策环境;加强经济科学发展,提升经济宏观基础水平;提高金融行业水平和质量,构建集群式金融产业发展模式;加快征信体系建设,打造＂三大信用＂体系;完善法律制度,强化区域金融协同监管。     

珠三角城市群战略实施以来的效率评价

珠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的三大城市群之一,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随着国家城市群战略及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全面实施,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运行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为全面评价珠三角城市群的区域运行效率,本文依据相关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珠三角城市群战略实施的整体效率与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结构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随着珠三角城市群战略的不间断实施,珠三角城市群的整体运行效率与结构运行效率持续有效,且结构运行效率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有效区域不断放大.     

城市群兴起的金融集聚效应与影响机制

城市群的形成和演进正深刻影响着金融集聚和区域金融发展,然而传统研究忽略了城市群对金融集聚的影响。通过对中国18个城市群金融集聚度进行测算,借助β收敛模型并结合空间计量技术,研究城市群演进过程中金融集聚的时空特征和金融集聚效应,以及影响城市群金融集聚的机制后发现,城市群成为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金融资源正在加速从非城市群向城市群集聚,从欠发达城市群向发达城市群集聚;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内部具有不同的“中心-外围”集聚效应,欠发达城市群表现为虹吸效应,快速发展城市群为联动效应,发达城市群为辐射效应,衰退城市群则为耗散效应;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集聚的重要机制。因此,应该加快城市群规划建设,创新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区域金融协同发展。     

金融一体化与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

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金融一体化对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构建金融一体化指标,对我国12个重点城市群金融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进而实证考察了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效应。研究发现,金融一体化的确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且这种缩减效应主要通过加快区域内部经济要素流动和优化城市间产业结构来实现。本文还考察了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协调发展效应在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发现在成渝城市群等发展型城市群中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为实现金融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广东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分析

基于经济收敛理论,运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检验方法,对广东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1978-2008年,广东区域金融发展没有出现差距自动缩小的趋势,总体上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格局,但存在条件β收敛趋势,而且山区各地市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的特征。因此,促进广东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途径是:第一,加快珠三角金融一体化步伐,增强其对全省的辐射能力;第二,促进东西两翼、山区与珠三角地区的金融资源整合和金融产业合作,加快落后地区金融改革与发展步伐;第三,建立互补有序、协调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全省金融资源的高效运作和优化配置。     

基于生态系统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研究——以两大城市群为例

以我国两大城市群为例,构建了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对两大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引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协调指数,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BP神经网络建立耦合协调预测模型,对系统未来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震荡幅度较大,且各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长三角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第二,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环境并未实现协同发展,绿色金融发展滞后,大部分地区处于拮抗阶段,并逐渐接近磨合阶段;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第三,未来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城市群作为空间研究单元,利用1995、2005及2015年3年份金融业的企业网络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可视化及多元回归分析,对中国城市群金融联系网络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大多城市群内部金融联系网络都取得了显著发展,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金融网络较为成熟,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为稳定的双核结构,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则始终呈现省会城市强于门户城市的弱双核结构,其余大多中西部城市群逐渐形成单中心金融网络;城市群间金融联系网络也愈发密集,除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外,关中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也逐渐发展为重要节点;各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位次和总部金融发展能力位次存在一定差异,且影响两者发展的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除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是影响两者发展的共同因素外,经济发展规模、政府干预能力对城市群金融资源吸引力有一定影响,但对总部金融发展影响不大,地理区位的影响则正好相反。     

成渝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群区域创新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带动周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用随机前沿知识生产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并采用一步法的创新非效率模型分析了影响创新潜力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创新阻力的减少,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在不断提升,且差距逐渐缩小;相比于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拥有更大的创新潜力。同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为进一步提高各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开放,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工业集聚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金融聚集与经济收敛——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3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从金融聚集和经济收敛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路径,并将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呈不同的空间辐射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但是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不仅未呈现出趋同效应,反而表现出发散特征,表明河北在信贷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流失现象,金融对当地经济贡献微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的σ收敛呈发散趋势,但其β收敛和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均呈现出趋同效应,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聚集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     

郑汴一体化的区域产业优化研究

郑汴一体化是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环节,郑州和开封的区域产业优化能够推动两个城市之间资源优化,促进中原城市群向纵深发展。但郑汴一体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产业低级化程度明显和高级化推动力量不足等问题。因此,试图从金融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和高级化的角度,通过放开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促进金融深化和自由化来为郑汴一体化的产业优化和聚集提供金融支持,促进郑汴一体化的区域产业优化。     

基于改进产业梯度系数的大珠三角服务业转移研究

本文回顾了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改进了现有产业梯度系数分析方法,并利用其绘制了大珠三角11个市服务业的19个行业的产业区域梯度表,从阶段特征、地域特征和转移方式三个方面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大珠三角服务产业转移的战略构想。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研究

研究金融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加快推动金融产业集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高德地图提取的POI数据共计250 522个兴趣点,运用核密度方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业等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无论从金融产业整体还是细分行业的空间格局来看,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始终占据显著优势;②金融产业集聚最为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北京、上海始终处于高集聚区;③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因子不同,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源、信息流动、规模经济、政府行为等因子的作用逐渐凸显,城乡居民储蓄、工业化水平等因子的作用逐步减弱;④不同影响因子两两之间的交互作用都呈现了增强关系,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没有出现减弱和独立的关系。2010年,对外开放水平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2016年,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比较均衡,人力资源和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对于金融业集聚影响的强化作用较为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集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及两产业耦合关联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模型、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协整耦合关联度,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聚和竞争力提升的关联以及两类产业的耦合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的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以及珠三角区域的交通运输物流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分别与本区域的制造业集聚显著正相关;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本区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其增值贡献较小;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但存在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耦合结果显著性的非对称差异,且长三角区域的该方面差异表现略大。     

地区行政层级、信息基础与金融集聚的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区域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相关理论,采用2003-2008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和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中国金融集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理论归并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地区行政层级和信息基础设施整合而成的信息源是金融产业集聚的主导力量,金融产业还偏好向人均收入高、消费高和国际贸易发达的地区集聚,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的约束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金融集聚呈现挤出效应;鉴于目前中国信息中心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尚不健全,金融集聚路径中对信息源的追逐更多地表现在对地区行政层级的偏好上,以期获得更多的政策性信息和政策租。因此从长远发展看,政府在对现有路径的把握上,应注重完善金融信息的市场形成机制,谨慎处理好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行政管理与市场的边界,为构建功能健全的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奠定基础。     

三大都市圈城市网络的发展水平与结构特征比较——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六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内十大细分行业,选取709家企业,利用其5 420个总部及分支机构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差异性角度解析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三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结构,并比较中心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表明,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差异化发展是城市网络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一方面,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都市圈结构的支撑作用不同,另一方面,中心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承载力"和"选择性"也强化了都市圈城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依据城市节点特征,以及传统和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网络特征,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分别属于单中心成长型、多中心稳健型和双中心超前型城市网络,进一步地,节点连通水平由高至低依次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在几乎所有非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中长三角城市网络均占相对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分别在IT,设计和广告行业中占优势。     

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区位熵灰色关联研究

城市群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研究采取区位熵灰色关联分析法并构建相应的指标,测度了珠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和城市群整体与全国城市产业结构比较的总体相似程度。结果表明：1）近六年来珠三角第三产业的比重稳中提高,广州、深圳和城市群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广州和深圳的产业综合实力最强、产业协调发展程度最高,属于综合发展型城市,其他各个城市则属于以优势产业为支柱带动发展的类型;3）珠三角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业和建筑业的灰色关联度较高,各地区存在产业相似性,金融业的差异程度最大;4）城市群各城市和除农业外的所有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在2008年出现拐点。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区域技术创新网络演化比较分析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基础产业,其源动力来自于产业内技术创新网络的成熟度与运行效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沿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依次演进的板块化空间分布格局,并根据各板块产业形成机制和成长特征分别将其对应于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成熟期、准成熟期、成长期和进入期）。基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绘制出各板块电子信息产业在2001-2003年、2004-2006年、2007-2009年、2010-2012年、2013-2015年5个阶段的技术创新网络演化图。结果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京津冀板块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中心,并衍生出大量高科技企业;处于准成熟期的珠三角板块高效利用跨地区资源,激发了本地企业创新活力;处于成长期的长三角板块科研创新资源丰富,技术创新网络成长潜力强劲;处于进入期的成渝板块本地科研资源缺乏,对外部创新型企业技术输入依赖较大。     

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地区位优势研究

国际服务外包已成为我国多个地区重点发展和积极推动的业务。基于文献研究建立了影响承接地竞争能力的综合分析模型,对示范城市承接企业进行因子分析,并据此比较中国不同地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区位优势。结果显示:生产能力、配套环境、经营成本这三个因子的共同作用影响着承接地综合竞争能力。珠三角经营成本较高、生产能力一般,但在软件开发等业务有突出表现;长三角地区在服务外包配套环境方面显示出优势,在生产能力和经营成本方面表现也不错,因而在系统与网络服务等领域具有相对优势;环渤海地区生产能力卓越,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测试等领域具有区位优势;中国内地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具有成本优势,但囿于生产能力和配套环境方面的劣势,仅在客户服务外包和金融财会服务外包等业务领域享有相对优势。     

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分析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行政单元为样本,借鉴产业集聚的度量指标和模型,从地区和行业两个层面,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正逐渐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格局;地区层面动态集聚与局部扩散并存,而行业层面的发展整体上呈现出由相对不均衡向相对均衡转变的态势。同时,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尚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地区专业化分工不足、行业发展层次较低、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及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应主要从加快促进与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完善人力资源开发的管理创新体系和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中心城市建设新探——基于黄河三角洲崛起视角

作为黄河经济带与环渤海经济圈的结合点,黄河三角洲的崛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作为最后一个尚未全面开发的大河三角洲,与其他三角洲相比,黄河三角洲不仅起步较晚,实力较弱,而且中心城市建设也不尽人意,直接制约了黄河三角洲的崛起进程.在此,作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地处黄河入海口及其胜利油田所在地的东营市还只是一个新兴的中等城市,现有的经济实力还远不可与上海、广州等大河三角洲中心城市相提并论,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龙头带动整个黄河三角洲的崛起与振兴,对黄河流域的辐射更是无从谈起.可见,加快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建设确实任重而道远,这不仅是加快黄河三角洲崛起的核心所在,而且对于未来的黄河治理及其黄河流域的崛起与振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