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问题是当前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关系以及组合模式,国内理论界众说纷纭.笔者试从一个新的视角--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重新阐释效率与公平问题.笔者认为:第一,既要重视收入分配公平,又要重视社会公平;第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组合需要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第三,我国当前应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原则.     

论市场分配机制

市场分配机制是指个人收入取决于市场机理作用的过程 ,是市场分配过程中一系列要素及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的总和。它具有条件性、关联性、制约性、变动性、规律性等特点 ,具有评价投入与产出效率、调节收入与投入关系、调节不同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的功能 ,这些功能发挥需要条件。其运动的机理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等市场规律 ,但是它具有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等缺陷     

财政政策：从效率到公平

从经济意义上讲,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其在涵义上大大超过收入平均,因为收入平均是仅就经济活动的结果公平而言的;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效果,体现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效益与速度,即投入与产出之对比情况。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论资本市场的效率和信息披露的公平

正确处理资本市场和信息披露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辨证关系的问题 ,是政府规范者必须考虑和研究的关键。我们认为 ,信息披露是效率和公平的基础和前提 ,政府与效率和公平都有关 ,政府规范的重点应放在信息披露的公平性上。本文拟就资本市场的效率和信息披露的公平之间的关系、政府规范与效率和公平等方面谈一下笔者的一管之见     

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启示

本文从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出发,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中的公平效率观进行了初步探讨。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主要包括权利平等的实质、权利平等的相对性、平等权利和公平状况的实现程度、社会中弱者的生存权以及按劳分配思想中所蕴涵的效率观点。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建立规范化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与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公平与效率。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级包干中转移支付和分税制下的转移支付的混合体 ,具有过渡性 ,存在不足之处。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调节社会分配不公 ,尽可能实现公平分配。可以有效的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 ,促进本国经济协调发展。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较好的、公平的、宽松环境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与架构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制度瓶颈,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低,与行政区划相关联的制度安排以及基于市场经济合作制度的缺失割裂了区域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推进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区域合作制度的供给主体是政府,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构建区域合作制度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市场与政府等几方面的关系.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制度实施机制形成区域合作制度的基本架构.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对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概念与内涵的理解,从投入产出水平、区际关系、载荷容量、人地关系等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从效率水平和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内在耦合协调性组织内容,并结合均方差赋权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该评价体系既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公平与效率、制度安排效应,也能用于检验区域系统内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性,实用性强;②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呈现出的特征：水平特征——粗放、低效增长,复合生态系统处在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空间特征——分异明显,其中经济效率的空间分异最为明显,而区域四分法大体呈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③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效率的空间分异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相对注重社会公平而忽视效率、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其投入效率的影响等。     

政府采购的目标均衡和价值选择——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政府采购的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分析框架模型,对其目标均衡实现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效率与公平作为政府采购的两大价值目标和基本尺度,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过程,其关系异化的根源在于市场扭曲和政府功能的错位,效率和公平的目标均衡实现最终要靠市场与政府的功能准确定位与价值选择,通过均衡与协调二者的作用边界来实现.     

收入分配格局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本文通过对全球各国半个多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根据意识形态约束、政府主导发展战略情况、计划与市场手段运用、效率与公平权衡、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公共决策的规范有序程度等指标情况,归纳出了全球六种主要的发展模式,并相应地分类总结了不同模式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特别是收入分配和发展潜力的情况。根据各种发展模式的优劣与得失,结合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文章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选择和政策调整提出了对策建议,强调要在保持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切实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