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本文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提升了薪酬契约有效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参与精准扶贫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水平并吸引了媒体关注，从而提高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参与精准扶贫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参与后续乡村振兴工作同样可以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本文为全面理解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的治理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也为进一步引导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证据。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监督抑或掏空:纵向兼任高管与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其融资约束程度更高;区分不同兼任职务类别发现,与总经理纵向兼任高管相比,董事长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上述结论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加剧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加重了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低和兼任强度高的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程度更高.文章拓展了纵向兼任高管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是对其经济后果的有益补充,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稳定客户关系抑制了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吗?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以2016—2019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稳定客户关系会显著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进而显著抑制企业精准扶贫行为,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机制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别精准扶贫行为发现,稳定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更有可能抑制企业的社会公益扶贫以及教育扶贫行为.进一步横截面分组检验发现,当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较高、政府补助水平较低以及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稳定客户关系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加显著.     

所有制性质、高管特征与企业避税——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避税行为与高管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依据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及所在地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法律环境的不同,检验了高管特征和企业避税的关系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的年龄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高管的性别特征对于企业避税决策并无显著性影响;财务类专业高管与企业避税程度正相关;法律类专业高管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特征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本文的结论表明高管对于企业避税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国应提高避税治理工作的效率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并提高对企业的监管程度。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共赢效应——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实施精准扶贫对扶贫企业以及被扶贫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扶贫企业而言,实施精准扶贫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从扶贫方式来看,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的效果最为明显。从经济后果来看,实施精准扶贫不仅提高了扶贫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水平。对于被扶贫地区而言,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未遭受明显破坏。在企业实施精准扶贫的动机方面,本文发现管理者私利动机并不能解释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上述结果表明,与慈善捐赠有所不同,企业实施精准扶贫并不是企业自利的工具,而是利他性动机与战略性动机的结合,能够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共赢。     

高管学术经历是否抑制了大股东关联交易

本文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拥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对大股东关联交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聘任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的关联交易；机制分析表明，有学术经历的管理者由于具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意识、更强的规则意识，行为更加规范，因而能够抵制大股东关联交易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两权分离度较高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对大股东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对大股东关联交易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影响企业风险吗？

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战略,企业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2016-2018年A股市场参与精准扶贫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精准扶贫参与水平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精准扶贫的参与水平越高,其股票市场风险越低;(2)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作用越强;(3)制度环境越薄弱的地区,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降低程度越大;(4)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精准扶贫提高了企业声誉、资源获取能力和生产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本文研究了企业精准扶贫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经验证据表明,上市公司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既响应国家号召,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又有利于降低企业风险,能够获得承担社会责任与规避风险的“双赢”结果。     

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高管学术经历对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拥有学术型高管的企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同时学术型高管通过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社会责任来影响企业现金股利发放倾向；内部环境较差的企业，高管的学术经历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外部监管环境的差异对两者关系影响不显著。     

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与股价大跌风险——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视角，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对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公司的高管具有媒体从业经历时，其股价大跌风险更高。同时，高管媒体从业经历的作用在不同公司中存在差异，其在经营状况差、有管理层持股、外部审计质量差、有分析师关注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影响路径分析发现，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会通过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掩盖负面信息引致公司股价大跌风险增加。本文的结论表明，加强对有媒体从业经历高管的监管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降低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重要着力点。     

企业社会责任:“真心”抑或“幌子”?——基于高管内幕交易视角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企业精准扶贫决策分析——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

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具有社会责任履行与经营动机的双重属性,同时还可能受到行业与省份同群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企业精准扶贫投资行为是否存在同群效应及其同群动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精准扶贫投资受到同行业、同省份企业行为影响;第二,信息不对称下,观察式模仿为企业精准扶贫的主要动因,竞争性动机并不明显;第三,精准扶贫行为自身会降低崩盘风险,而同群动因下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对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有所减弱。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承诺履约与企业价值表现

承诺履约是影响企业信号传递以及企业形象的关键因素。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履约的经济意义重大,但如何衡量企业对社会责任活动的承诺履约一直是研究难点。精准扶贫政策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新变化为研究企业承诺履约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文章基于2016-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精准扶贫承诺履约程度相关信息,研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精准扶贫信息承诺履约情况越好,上市公司股票表现越好,这种影响分别在非四大审计、财务信息透明度更低的上市公司的样本组内更为显著。研究发现,管理层有通过改善非财务型信息中的承诺履约情况进行信号传递、公司印象管理的动机,对精准扶贫承诺的履约这一信息通过减少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改善企业形象,最终提升了企业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真心”抑或“幌子”?——基于高管内幕交易视角的研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并购业绩承诺与企业精准扶贫——基于外部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体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然而,企业并购情境下的业绩承诺可能诱发甚至加剧管理层追求短期业绩达标。本文以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并购业绩承诺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签订并购业绩承诺会通过增加业绩压力和代理成本显著抑制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机构投资者、媒体和分析师等外部监督主体对两者关系具有非对称的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媒体报道会缓解业绩承诺的负面影响,而分析师关注则会加剧这一负向关系。此外,“虚高”与“非虚高”业绩承诺均会抑制企业精准扶贫,企业产权性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对企业精准扶贫行为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对完善业绩承诺监管、改善企业精准扶贫以及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     

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降低企业税负吗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经历独立董事与企业税负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实际税负,在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聘请本地税收征管经历独董能更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没有证据表明这类独立董事可以让企业适用较优惠的名义税率,而是通过影响计税依据来降低企业税负,相比于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税收征管经历独董对于降低企业税负具有独特作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并购绩效

近年来,高管外部社会网络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以往研究侧重点不同,本文探究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决策是否产生重大影响,并构建了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指标。基于社会网络和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本文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对企业并购决策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管团队内部网络结构密度越高,高管成员之间的沟通越有效,公司并购绩效越好。进一步地分析发现,当并购的复杂度和风险较高、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高管任职时间较短时,高管团队网络密度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高管团队内部网络密度高的企业并购后,公司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优于其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