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风险抑制中国OFDI流入的同时会将投资挤入邻国。渠道分析发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信贷活动是金融风险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其中公共部门债务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不同,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更加显著。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为探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60个沿线国家在2003-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呈正向关系,稳健性检验强化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显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中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而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与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OFDI的正向贸易效应。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 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OFDI的102个国家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和面板PCSE估计方法检验东道国制度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维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东道国政治权利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公民自由程度越高，同样不利于中国OFDI。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东道国政府清廉度和我国OFDI的差异化关系。研究发现,东道国政府清廉度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较高的清廉度能促进OFDI,且该结论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适用。本文相关结论对促进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OFDI东道国因素研究——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对外直接投资)相关43个东道国的12项指标变量与中国对其OFDI水平的相关关系。12项指标共抽取了三项共同因子,旋转因子载荷矩阵显示:因子一主要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以及东道国的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因子二主要反映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即国民的生活水平(或购买力);因子三主要反映东道国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如通信水平)、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以及人口规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开放度(或依存度)关系非常密切,共同组成因子一的主要部分。但是,因子一得分排名与因子二、三得分排名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推断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东道国国民生活水平、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聚类分析结果也进一步显示,中国香港、印度、日本和美国与其他国家属于不同的类别。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大推动中国对外投资促进和对外贸易促进相结合,继续促进中国OFDI的多元发展,加强对技术先进的经济大国的OFDI,同时结合国家外交和援外政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脉电子政务网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OFDI的影响,并探讨了这种影响的真实性、具体表现和经济后果。文章利用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衡量政府的数字化水平,并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OFDI。作用渠道检验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改善政企关系影响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存在企业、行业和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高OFDI深度;经济后果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企业OFDI能够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提高企业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文章为真实促进企业OFDI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如何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跨国投资模式选择及其对劳动者的影响

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经济特征,研究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投资模式选择问题及不同投资模式对中国OFDI企业员工工资和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企业选择投资模式会随着东道国经济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越快、开放程度越高,独资兼并的模式更有利;拥有高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的东道国,合资模式会更好;而外资流入规模越高,独资形式越有利;就四种投资模式的对比分析而言,合资兼并模式下劳动产出表现最差;独资绿地和独资兼并模式下劳动者平均工资最高;并未发现投资模式对劳动者福利有显著影响。本文扩宽了人们对海外投资策略的认识,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