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中国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会改善劳动者健康水平,对疾病种类、受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外资进入自由化对发烧、喉咙痛、咳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给高学历劳动者或男性劳动者带来的好处更显著。机制检验证明,外资进入自由化一方面通过增加劳动者工作时长和加剧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者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且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准确地评估外资进入自由化的健康效应,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引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本文以放松外资管制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对国有企业、非加工贸易企业、低出口比较优势企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更为显著.将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机制归纳为统一的溢出效应,发现相比水平溢出,外资自由化更倾向于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且前向关联效应发挥作用更大.此外,制度环境能够强化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作用,且产权制度的作用强于契约制度.本文不仅肯定了外资自由化的出口绩效,而且为中国更深层次地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立法过程及其若干重大问题的初步解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9年3月1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作为专门的外资法典,该法重构了我国的外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将专注于政府对外商投资的促进和保护,对外商投资、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本文拟结合该法的立法进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若干重大问题做一探析,以此阐明该法在中国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中的影响。     

中间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质量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中间品贸易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文章以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作为出发点分析中间品贸易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全文基于WIOD数据库中的贸易数据,采用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模型,构建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的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2004—2014年中间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中间品贸易带来的产品质量影响不同,同样,进口不同品质的中间品对于产品质量的加成也不同,实证表明我国高端制造业对于中间品依赖较大。     

企业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反向”治理效果及异质性分析

选择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据为样本,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度量企业内部控制,实证考察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和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高于门槛值时,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之,影响并不显著;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存在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的企业,在不存在高管信息披露操纵倾向的企业,内部控制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研究表明,企业内部控制能够"反向"治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其是企业微观机制对宏观资本市场的治理典范。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股票流动性?交易假说抑或信息假说

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但以往的研究多数仅关注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稳定性和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而忽略了机构投资者的股票流动性效应,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股票流动性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澄清。文章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机构投资者影响股票流动性的路径界定为交易假说和信息假说两类,并使用我国股票市场的高频交易数据对这两类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既能通过信息假说路径负向影响股票流动性,也能够通过交易假说路径负向影响股票流动性。这说明,我们在改善信息披露、减少内幕交易以降低信息摩擦的同时,还需要改善交易机制以降低真实摩擦。     

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出口数据,就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展开微观层面的探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靠近世界质量前沿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具有积极效应,即"规避竞争效应",而对远离世界质量前沿的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消极影响,即"气馁效应";从不同企业类型来看,关税减让对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明显,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关税减让无法促使技术和质量水平落后的产品退出市场,资本密集型企业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规避竞争效应"的影响更明显,加工贸易企业产品质量受到关税减让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他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因素中,企业研发投入是最为重要的正向影响因素。     

营商环境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基于腐败视角的分析

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中国1136家制造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线性概率模型、Probit模型以及Logit模型等多种估计方法,从腐败的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腐败对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具有非对称影响,随着腐败程度的增加,对于处在国际质量认证密集度比较高的行业内企业以及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从企业层面看,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使用自己的因特网主页以及国有资本参与到企业的注册资本中等因素,对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行业层面看,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促进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而资本有形性的提高则具有相反作用;从城市层面看,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     

环境不确定条件下CFO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当前,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因素愈发凸显,企业内外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特别是财务决策。CFO作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其财务的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探讨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CFO执行力强度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FO执行力越强,越能积极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积极影响效果更加明显。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越会负向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负向影响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强CFO权力会削弱环境不确定性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效果,相比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的削弱作用更明显。文章研究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资进入、技术距离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在新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中国迅猛的外资自由化进程为背景,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基于技术距离视角,从企业研发行为与研发投入两个维度,全面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规模外资进入带来的市场竞争在整体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依赖于企业与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对与行业前沿技术水平更接近的企业表现为显著的积极效应,而对与行业前沿技术距离较远的企业表现出显著的负面效应。即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被与技术前沿接近的企业所获取。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71个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产成品进口关税和有效保护率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另外,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均衡有着不利影响,而出口导向程度的增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不同的工资不平等度量指标并不会对基本结论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在于其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为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减小。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自由化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视角,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显著地提升了我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水平企业存在非对称性影响,主要通过提升较低生产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促进最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渠道缩小了行业内生产率离散度,从而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此外,上述资源配置效应在行业内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以及出口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文章为探究贸易自由化进程如何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贸易自由化、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型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将贸易自由化分为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同时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克服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即最终品进口关税的减免的"正向效应"和中间投入品关税的减免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企业出口状态、企业所有制类型和企业规模大小之后,研究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会对不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关税减免的情况下,非出口企业从贸易自由化中的受益要大于出口企业,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大,其次是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反而会降低。     

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DID与Heckman两步法相结合的方法

2004年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升,使得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运用DID与Heckman两步法这一衡量最低工资政策与企业出口因果关系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国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宏观城市最低工资数据进行匹配,探讨了最低工资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规模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强;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年份的增加,该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负向作用逐年递增,而对企业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则逐年减弱;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对企业出口产生负向影响,创新效应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地方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当前的一种主要的对外开放的形式,对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还没有统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假设,利用2008-2012年中的6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来对假设进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提升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间体现出差异性。从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异来看,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要大于低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自由化影响来看,显著地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是金融和商务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运输和电信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