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米·戴蒙：花旗弃儿再战江湖

历史上的摩根家族曾在全球金融旅程中留下了璀璨的光环，如今岁月又将摩根大通戏剧性地带回到了再造辉煌的轨道，特别是当年仅只有49岁的戴蒙走上掌门人的位置时，摩根大通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期待。     

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形象——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近现代以来,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儒家传统无法生长知识分子的说法,认定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式的。类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杜维明却为我们疏理了一条清晰的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线索,他说,中国古代的儒家不仅是文人,也是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向既存体制妥协,也有对既存体制的批判。     

探讨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性质·定理·特征——用图表和数学模型研究

文章通过图表的追溯和延伸，实现了生产力研究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化，统一了内涵一致的现代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和新世纪先进生产力的表述，为探讨先进生产力的相关属性夯实了基础。又利用现代生产力模型的表征功能的探索功能，经过推导、分析，揭示了先进生产力相关属性根本的性质·定理和特征，为别开生面的生产力研究迈出了大胆探索的一步。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中的“玛丽·居里行动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各年龄层面身居海外并已具有经验的科技人员或具较强个人竞争力的学者进行跨国交流。本文作者对相关政策加以分析并提出建议。     

拉姆·查兰与《执行》

《执行》一书目前以12种外文版本问世，其作者之一的拉姆·查兰2004年4月21日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现场演说。北京市国资委所属企业领导参加了讲座。     

什么的平等？——论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

在当代平等观中,关于＂平等是什么＂这一问题有很多分歧,从当代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的争论入手这一问题。首先阐述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阿玛蒂亚·森＂能力平等＂的学理内涵与创新,然后在两人的争论中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和缺陷,进行简单的评价。＂资源平等＂注重初始分配公平和个人责任,＂能力平等＂扩展了评价域内容,注重中间实现过程的能力差异,两种观点对中国保护弱势群体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米奇尼克认为自己和他们报纸的使命在于力图寻找一种语言,这种新的语言一方面“用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使得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不至于因为没有得到恰当表述而陷入无效;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够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     

彼得·德鲁克谈未来的管理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已近95岁高龄,一生著作不辍,从未停止观察全球企业与社会的变动。2002年是彼得·德鲁克人生转折的一年,他生了一场病,从教职中退下。同年7月9日,他接受了美国总统颁赠的美国最高荣誉勋章“总统自由奖章”。现在,德得·德鲁克大部分时间深居其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的居所。已经谢绝一切采访的德鲁克在《德鲁克谈未来管理》一书中文版出版前夕,破     

斯坦·奥尼尔：驾驭美林的“魔鬼总裁”

奥尼尔开创了美国商业界领袖人物的历史。他从亚拉巴美州一个默默无闻的黑人家庭走出来,到掌管美林这家全美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这种经历是异乎寻常的。     

走近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投资经验分析

一、相对集中投资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认为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水平。对于股票投资而言,在任何情况下,资产组合投资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期望收益。正由于此,分散投资风险的资产组合理论成为投资者的普遍奉行的法则。 但是,投资总是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最佳权衡。如果仅为了分散风险而投资,势必不能获得最大收益。美国投资理论家杰拉尔德·罗伯说:“绝大多数具正巨大的财富都是通过集中化取得的”。     

管理哲学——比尔·盖茨韬略

福特创造的大规模机械生产方式,成为整个20世纪主流经济模式,用2000年美国经济界的流行用语说,福特是“旧经济”的开创者和代表者。而盖茨则是所谓“新经济”的开创者和代表者。他们之间相差了70年—80年。     

底线伦理与罪恶职责——评审判阿道夫·艾希曼

一个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是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没有底线伦理、法律脱离底线伦理就会相应地出现大量非人道立法、非人道执法、非人道司法,随之就会出现大量罪恶职责,并且人们会以此作为自己犯罪的借口,于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准则就被打破,邪恶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     

革命不是一种原罪——读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有两种所谓的革命，以革命为意义本身，人为地追求革命；另一种革命是各种复杂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客观结果，不取决于少数精英的主观意志。前者是作为目的的革命，后者是作为手段的革命。我反对那种以革命为目的的“革命狂热”，同时，我主张保留作为手段的革命。     

透视“9·11”事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9·11”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以极其惨烈的后果使美国社会受到一次空前震撼。事件发生后，美国忙于国内强化国家机器，保卫国土安全，国外进行对本·拉登和塔利班的战争，还来不及对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反思，但受这次事件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也已经作了一些调整。     

论决策的政治本质对政策选择的影响——阿伦·德雷泽的“新政治经济学”述评

通过对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再分配、公共物品和经济增长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阿伦·德雷泽建构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论证了决策的政治本质对政策选择，进而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促进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整合，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成型和统一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范式，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正在深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接受《Polityka》杂志编辑访谈录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她不可能被分割成共产化或者非共产化、支持人工流产和反对人工流产的不同区域。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读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

古往今来，关于文学家与酒的故事可谓汗牛充栋。我国至唐宋时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酒文化”。到明代袁宏道，甚至把孔子称为“饮宗”。他在《觞政·八之祭》中说：“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意思是说，孔子饮酒控制酒量而不乱酒德，因此尊他为“饮宗”。但后世的饮酒者却往往与此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陶醉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