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率高低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并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就业是我国政府外资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本文以我国各个省市区作为横截面单元,利用各横截面单元1988~2005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而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FDI对我国不同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FDI对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就业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作为横截面单元,利用1992~2010年的样本组成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就业效应。经比较研究发现,在外资的就业数量效应上,东部优于中、西部地区。     

FDI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双门槛效应

本文采用以门槛回归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在构建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FDI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非常明显;区域只有跨越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门槛,FDI技术溢出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对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研究——基于山东、河南和四川的比较分析

加入WTO以来,FDI借以更丰富的元素形式,快速地涌入中国。就河南而言,其引资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却相差悬殊。具体来说,河南省目前的发展还是依靠模仿生产,而不是靠自主的创新取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河南省如何更好地通过FDI来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如何让创新产业形成竞争的新优势?文章在对山东、河南、四川三省份利用FDI效应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FDI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联系,在结合河南省自身的区位比较优势、重点优势农业等方面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河南省区域创新能力有借鉴意义的引资对策。     

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及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十年的面板数据证据

中国是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外资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文章利用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如何影响中国区域经济进行研究。在比较了三种估计面板数据的模型后,我们选取了针对本文最优的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进行解释。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与中国区域经济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实际情况恰恰是FDI投资是不均衡的,这部分导致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而也导致了区域创新能力的不同。因此,可以考虑相关政策的倾斜,使得FDI的整体效用达到最优。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析FDI企业在东道国直接生产经营活动和由FDI企业引致的进口增加所带来的国际知识的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对1994～2008年的2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对一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与该地区的吸收能力相结合,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FDI、区域异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基于长江经济带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区域异质性条件下FDI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显著。本文依据2004-2014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将其自主创新能力划分为高自主创新能力地区与低自主创新能力地区,实证分析了区域异质性条件下FDI对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自主创新产出规模与层次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于高自主创新能力区域的产出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能够提升低自主创新能力区域的产出规模和层次。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改善区域投资配套条件和促进FDI技术溢出的各项措施,即当前对FDI的利用需要实现从"扩大FDI引入规模"向"发挥FDI的技术转移效应"转变,实现从"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向"坚持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实现从"强调人才引进"到"坚持人才引进与智力积累并行"转变,实现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转变。     

FDI、国内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

本文将江苏省13个地市分别进行当地吸收的FDI以及国内投资与其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分析发现单位FDI、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不一。同时,FDI与国内投资在各地享受的投资待遇、优惠也存在差异,这构成了这两种资金的环境成本。将投资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相对比,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额了解到,FDI和国内投资,究竟哪项投资更加值得政府的扶持。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 ——基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视角

本文运用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及区域表现差异,并构建金融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IFDI和O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IFDI和OFDI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而且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IFDI和OFDI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战略实践过程中,各地政府应注重二者的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区域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加强IFDI、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优化效果     

民间投资运行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1995—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动态变化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情况看,东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势能均有所波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效应,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研究

研究目标:构建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揭示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规律。研究方法:熵权法、整体与维度分析法、核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研究发现:2008～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优化上升趋势,但优化进程较慢,内部指标发展不均衡,发展水平等级转移乏力;四大地区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发展水平较好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先后被中西部地区超越;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在扩大,而相对差异总体上在缩小,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不同类型的集聚模式较为稳定。研究创新:基于营商开展环境和营商生活环境两个维度构建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分别从整体、分维度、绝对差异、相对差异、空间相关性和等级转移概率等角度全面分析中国营商环境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以及动态演变趋势。研究价值:从营商开展环境和营商生活环境两个角度评估中国营商环境存在的现状问题,为未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09年的数据考查FDI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估算了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工业技术进步边际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溢出效应阻碍了各地区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而且环境规制对促进FDI溢出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各地区工业进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分组后,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促进技术进步、FDI溢出存在异质性影响。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研究目标:测算2010～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分析各区各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研究方法:熵权法、描述统计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整体上偏低但呈递增态势,四大区域中东部遥遥领先,中部、东北部和西部均在全国均值之下,乡村振兴五个一级指标中,生态宜居得分最高,产业兴旺其次,后依次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总体差异但不严峻,总体差异主要源于由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差异所导致的区域间差异;各区各省份乡村振兴水平绝对差异正在逐步缩小,并无出现极化现象和收敛现象;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鲜明的空间集聚现象,东部主要落在第I象限的高值集聚区,中部、东北、西部大部分落在第Ⅲ象限低值集聚区,其中有6个省份发生跃迁。研究创新:以政策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建了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指标体系,全面地从时空分异特征、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及空间相关性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价值: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廓清各区各省份优势和短板,为巩固拓展...     

参与不同形式外包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动态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法,利用日本RIETI-TI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1997～2008年的承接外包水平与对外发包水平,并细分不同路线和形式的外包活动,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从微观角度检验了外包对我国主要产业就业的动态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对外发包和承接外包均会对长期就业水平有积极影响,其中对外发包作用更大;制造业中,尽管承接加工品、零配件和资本品对长期就业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可以通过产出的扩大间接正向拉动就业;相对于对外发包的显著影响,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消费品出口行为对长期就业影响不显著。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改进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协整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89～2005年我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为对象,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及相关性指数以及面板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得出结论表明:各省域能源利用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状态;空间相关性指数极其显著且历年波动很小,表明我国省域能源效率之间内在作用机制长期存在且相互影响;各省域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口数量、技术进步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修正和波动效应。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探析其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方法: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Markov链考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各个区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全国及东部地区绝对差异扩大,东西部地区绝对差异缩小。东中西部各省份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趋势,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研究创新:揭示出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价值:加深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基于面板协整方法的外资与外贸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近年来最新发展起来的面板单位根及面板协整时间序列方法,对外资与中国外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与以往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单一截面时序分析方法相比,基于面板数据的时序方法不仅增加了数据自由度,而且综合了截面间信息,因而检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势(power)值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与中国外贸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互补关系。最后,本文对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作了简要说明,并指出了该结论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含义。     

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

本文在对趋同的不同定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我国各省1952～2004年人均实际GDP序列，运用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从随机性趋同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地区内和地区间经济增长的趋同性。结果表明，从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来看，1952-2004年，我国各地区间不存在随机性趋同，但是，1952-2004年尤其是1978-2004年，我国部分区域存在俱乐部趋同的现象。     

FD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揭示了FDI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与劳动力转移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