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提供的政治经济学：基层政府的视角

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及效率低下,是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基层政府的理性经济行为导致的,因而要以建立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导向来完善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     

后税费时代林业部门资金困境解析

本文阐述了后税费时代林业部门的资金困境与现实选择,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滞后、财政体制不完善与政府公共支出缺位是林业部门资金困境的瓶颈,提出应从公共财政改革角度出发,完善公共财政对林业部门的支出体系,转变林业部门的运行经费安排和林业管理方式,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化解林业部门机构臃肿和人员超编的压力等进一步改革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研究--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而行政机关在公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方面信息时,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兼顾个人利益。因而,行政机关在公开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方面的信息时,要建立起个人隐私的审查机制,规范个人隐私的公开程序。在衡量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时,要进行精细化判断,同时,也要合理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对个人隐私的内容进行实质化的解释,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以期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耦合。     

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及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合理、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对称以及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有关.应通过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制度、科学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完善财政供给机制以及切实有效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等公共财政措施解决.     

林地征占用中地方政府行为偏失与规范分析

在阐明了地方政府在林地征占用中存在盲目征地与低价征用、创租与寻租、规避与违反国家法律等行为偏失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失的原因——林地产权不明晰、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等,提出了通过明晰林地产权、健全政绩考核制度、确定公共利益的界定规则等矫正这类政府失灵现象的建议。     

转型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分析转型期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实质内涵与演变历程;从弥补地方财政支出、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论证了土地财政模式的正面效应;从侵害农民利益、诱发土地寻租与腐败违法、形成地方政府届际不公平、导致经济实体空洞和金融风险方面,论证了土地财政模式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建立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征地补偿制度、加强土地市场建设和界定政府对土地收益分配关系及征收形式方面,提出改革与完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基本思路。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风险及其化解对策

在分税制体制及相关因素的作用下，处于基层的县乡两级财政运行质量每况愈下，已经积聚并隐含了巨大的风险。风险防范与化解之策在于；加快发展地方经济，发送经济运行环境；明确划分政府事权，重新界定各级财政职责，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建立财政偿债金与风险预警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资金不足问题分析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资金不足的原因包括:由于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运行的不完善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农村社会救助在地方政府事权中的弱势地位导致社会救助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社会资金来源有限等三个方面。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是解决包括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缺乏等一系列公共性社会事务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和谐治理与“土地财政”的根治

当前,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以及城市高房价问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农民生话题,这都与地方政府普遍推行的"土地财政"政策有关.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困境,完善土地流转相关制度,加强监督制约,彻底根治"土地财政",推动政府和谐治理.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构建公关埘政新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就当前财政现状而言,推行公共财政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职能,从根本上减轻财政负担、摆脱财政困境的应时之举,是旧式财政运行机制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激烈碰撞并产生了许多深刻教训之后悟出的解决之道.     

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思考

该文首先明确了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导职责理念；提出应从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相关法制建设、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等4个方面构建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指出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完善县乡财政体制等5个方面加大县乡财政解脱困境的力度，最后提出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原则。     

类体制身份:作为基层政府建构自主性的意外后果——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

本文认为出现在基层政府内部的多种“身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性身份”和“体制性身份”,是一种新的“身份”现象,本文称之为“类体制身份”。以上海市奉城镇政府为例,本文梳理了奉城镇政府内部多种“身份”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在基层政府内部的产生,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多层级上级政府约束下的基层政府人员扩张,导致具有多种身份的人员集聚在基层政府内部这一特定场域;二是基层政府混编混岗导致人员身份意识强化。本文认为,“类体制身份”本质上是基层政府在多层级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及社会治理转型所导致的治理任务增多的背景下,建构基层自主性的意外后果。在中国多层级的政府组织中,保障乡镇一级基层政府的自主性,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征地制度、土地财政与中国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农地非农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强化征地制度的原因在于,试图在既利用征地制度获取所需要的土地和资金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之间寻找平衡。尽管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但是,在现行行政考核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诱致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从而阻碍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一方面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更多的与事权相匹配的税权。     

财政级次改革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基层财政困难问题逐步突显出来。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和乡财县管财政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基层财政体制创新为政府财政级次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积累了部分经验,为未来我国合理的财政级次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农村基层财政存在的问题及制度创新思路

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村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尤为突出。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加重农村基层财政的困难。导致农村基层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行财政体制还不完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农村基层财政的困难问题,必须在财政制度上进行创新,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     

乡镇机构职能转换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基层财政困难影响了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能力。多年来,上层政府通过税费改革等多种措施力图能够在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服务能力的大提升,省直管体制改革也是出于这种目的。然而,我国基层财政困难有着财政体制与行政级次的双重原因,尽管省直管体制有着强大的动力与现实优势,但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内外两种力量促使乡镇机构组织职能的合理转换。     

“乡政村治”时期镇政府的职能异化

对镇政府职能的研究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途径之一。文章从镇政府的法定职能、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职能的异化及原因分析以及镇政府职能的完善三个方面对镇政府的职能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职能的行政化和缺位现象的异化表现,以及导致异化的包括法律法规的欠缺、压力型体制下的考核方式、财政制度不完善以及监督缺乏等客观因素,和村民委员会和镇政府双方主体的主观个人因素。最后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基层政府负债风险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自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许多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负债风险日渐膨胀,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本文认为,基层政府负债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基层政府的财政与事权不对称,基层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理性行为。而造成基层政府负债风险形成与累积的直接原因在于缺乏对基层政府负债风险的科学管理和有效监控。     

提高基层政府执行力的途径

当前基层政府执行力缺失现象在相当范围内普遍存在,导致了上级政策和本地区的发展战略不能正确有效及时执行. 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在执行的内容上,由于决策不科学,导致执行乏力,甚至无法执行;在执行的程序上,由于过分强调办事程序,导致了办事效率低下;在执行的方式上,由于职责权相互分离,降低行政效率,产生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在执行的体制上,由于分工与协作处理不当,形成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