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存在问题和提升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得到很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贸易模式和贸易结构比较单一固化等问题。同时,考虑到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日益严峻、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加剧等,应加强政府间沟通,构建健全的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坚持以重点产业合作带动贸易合作,加快自贸区网络建设,争取早日开始“一带一路”自贸协定谈判,不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思考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不但可以帮助中国制造走出去,还可以帮助国家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围绕“研究背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安全保障”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明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步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机电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与地区2010—2018年机电产品贸易数据,使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的动态变化,并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强度日益增加,且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周边邻国高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市场需求、外贸开放度、政府规模、地缘优势等因素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强度。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机制、挑战与路径

当前,我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背景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从主要合作领域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有助于促进创新发展,加快贸易动能转换,并能有效弥合世界数字鸿沟,降低贸易成本;数字贸易合作通过优化贸易结构、变革贸易方式等路径扩展贸易边界,增强贸易竞争新优势;数字治理合作对于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加快形成制度型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全球数字鸿沟、基础设施薄弱、地缘政治摩擦与数字治理碎片化等现实挑战。为此,我国应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和数字人才培育投入,发挥“数字丝绸之路”引领作用,加强区域性数字合作,全方位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转型,创新数字合作机制与方式,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探索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案。     

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贸易增长空间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RCEP国家贸易规模及贸易增长空间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贸易增长空间主要体现在贸易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对出口国贸易增长和贸易增长空间拓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量增加能促进贸易量增长和扩展边际深化；质量提升对贸易扩展边际的深化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RCEP各国间因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差距形成的“数字鸿沟”对贸易量增长和贸易增长空间拓展产生了制约。因此，应鼓励中国企业加强与RCEP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合作，缩小各国间的“数字鸿沟”，在着力培育RCEP国家数字贸易市场发展的同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深度结合，数字服务贸易(DST)蓬勃发展，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运用图表和指标分析法从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数字服务贸易国家竞争力、六大行业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DST开放程度较低、DST物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字服务贸易制度保障欠缺、相关产业发展有待加强等。发展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数字服务领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扩大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弱势产业和相关产业。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贸易便利化是WTO与APEC等国际组织倡导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2011—2019年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并建立引力拓展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不同贸易便利化水平一级指标促进作用不同,其中,海关环境促进作用最大,依次是金融与电子商务环境及基础设施,规制环境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贸易潜力测算得出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     

数字贸易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2—2021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数据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对国家（地区）创新能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贸易发展对国家（地区）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显示,一方面,数字贸易发展能够直接提高国家（地区）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中介效应,而数字贸易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均衡化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地区）创新能力。通过分样本回归发现,不同收入、不同贸易开放度的国家（地区）,其数字贸易对国家（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不同,在高收入、高贸易开放度的国家（地区）,数字贸易对国家（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域数字化协同发展格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衡化发展,加大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开放力度、激发数字贸易溢出效应等对策建议。     

以“丝路电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自我国与智利首签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丝路电商”朋友圈持续扩围，机制建设逐步完善，国际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享市场发展红利、拓展数字经济合作的新路径。在美西方构建数字规则“同盟”遏制我国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可以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为抓手，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打造制度型开放新平台，推动形成数字国际合作格局，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中国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典型事例、成因与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国服务贸易赶超他国提供了机遇，但与此同时数字领域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限制手段也与日俱增。在中美服务贸易博弈的背景下，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遇到诸多困难，如美国联合其盟友对华为、TikTok等中国数字服务企业进行制裁。笔者从国内外视角分析了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从国外视角看，美欧主导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新兴经济体限制数据流动法律的颁布、“一带一路”国家数字鸿沟与数据安全问题使得中国面临外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从国内视角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得中国面临内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中国应积极推进多边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削减中国当前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进展、挑战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明显,贸易投资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根据量化投资方法跟踪“一带一路”经贸往来状况的创新方式,初步构建了“一带一路”贸易投资指数框架。只有在动态的基础上,真实地反映出世界格局下整体比重的波动情况,才可以很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指引,成为“一带一路”长效机制评估的“风向标”和“指南针”。建立长效互动机制,分析整体贸易投资发展方向,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建立差异化战略,促进外贸与合作的力度,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研究

近年来,合作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领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正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运用空间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围绕“一带一路”沿线6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8个区域,以各区域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出口额和高科技出口额作为数字经济产业观测变量,从区域不平衡状况、区域空间相关性和局部分布特征三个维度,应用泰尔指数法和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程度以及总体和局部区域的聚集特征。结果显示,沿线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长期极不平衡,且总体处于低聚集状态,而局部不同区域间的聚集程度差异较大。通过格兰杰检验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程度的变化与沿线区域经济密度、区域人均GDP的增长之间存在“引致变化”关系,虽然这种变化关系总体呈正相关,但局部不同区域的相关性差异较大,表明“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目前已呈现出聚集发展趋势,但由于总体聚集程度较低,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不足。运用经典的OLS模型和空间SAR、SEM模型,对沿线各区域2007—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网络外部性对沿线数字经济产业聚集的影响并不显著,“本地市场效应”外部性仅对沿线信息通信产业聚集影响显著,而制约“一带一路”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因素主要来自呈显著负效应的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自然禀赋外部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建设跨区域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构建高科技产业生态圈,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我国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应重视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发挥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对沿线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把区域数字经济产业的不平衡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让“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方共同获利。     

英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这无疑会对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探索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新贸易数据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通用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引入改良的经济学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英语的合理运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提高英语的运用能力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产生极大推动力。但在农业贸易领域,我国农业贸易竞争力则有待进一步提升。文章以农业贸易竞争力为研究对象,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农业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针对我国农业贸易现状提出了具体的贸易竞争力提升对策。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采用我国国内出口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衡量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出口的实际收益,对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二十六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向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创新指数与我国出口实际收益呈反向关系。基于此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应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高端商品的需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东盟的路径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盟十国非常重要,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贸易实力强劲,交通发达,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设施、贸易和资金互联互通服务。东盟是粤港澳大湾区距离沿线“一带一路”国家最近的一站,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东盟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对接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进行分析,制定出专门对接东盟行动的路径,以期推动与东盟的深度融合。     

DEPA数据跨境流动：规制差异与中国因应

当下是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关键时期,如何规制数据跨境流动是核心议题。作为数字治理新式代表的DEPA,其规则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入DEPA对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实践中,包括RCEP和国内法在内的中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制与DEPA规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协调性。为此,中国应坚守合作包容的理念,从构建多样化管辖、自贸区(港)制度探索、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等三方面探索高标准、高水平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实现与DEPA规则衔接,完善数字治理“中式模板”,从而为构建全球统一的数据治理格局贡献中国智慧。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主要“模板”、融合前景与中国应对

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美国最早研究和推行其数字贸易开放理念和国际规则,形成了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等贸易协定为代表的“美式模板”。欧盟和亚太国家在数字贸易开放理念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进而形成了“欧式模板”和“亚太模板”。在此基础上,主要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不断融合发展。上述三大数字贸易“模板”在贸易便利化、关税与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与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等四项议题中的常见条款已基本达成一致,但随着数字贸易内容与形式的发展以及参与规则制定的国家增多,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上升。中国数字贸易规则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签署的包含数字贸易条款的贸易协定数量也较少,已纳入的规则条款在深度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未来需要更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从而掌握数字贸易发展主动权。     

践行“三智”理念，以“智关强国”行动赋能数字贸易强国建设

贸易数字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与未来方向,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阐述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与重要性,指出数字贸易给监管技术能力、监管程度与便利促进以及规则标准对接与制定等带来的挑战,提出在推进“智关强国”行动中,实施建设“智慧海关”,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构建“智能边境”,提升贸易安全便利水平;加强“智享联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等行动路径,为建设数字贸易强国提出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