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预兆：蒋介石与开罗会议中的琉球问题——《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补正

本文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存《蒋介石日记》、美国外交档案和中华民国档案等三种档案资料，详细分析了开罗会议前后中国与美国（以及英国）在琉球及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作者以琉球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关系为中心，透视中、美、英三国的不同的世界秩序观，为理解战后世界秩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中国自主创新思想研究的历史视角

一直以来,关于我国自主创新的研究,其着眼点在于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以及引导创新政策的走向,缺乏从历史的视角对我国自主创新思想展开思考与探索。近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勇于实践创新和善于思考总结的著名工程技术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创新实践是我国自主创新思想的历史承载。在历史视角下对我国自主创新思想进行研究,注重对具有代表性的工程技术科学家的创新历程与创新思想的梳理,可以使我国自主创新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也可以丰富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

中国社会既定的三种东亚视角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高度抽象性。这使得它们具有某种脱离历史的静态性质,从而无法处理历史过程中的种种差异,也无法应对历史的流动性。在现代历史过程中,东亚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突出地表现为东亚论述在东亚地区不同社会里并不具有同等的思想功能。形成东亚不同社会之间历史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冷战。一方面,东亚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的重要战场,这意味着东亚论述难以无视冷战历史;另一方面,东北亚部分区域恰恰又在抗衡冷战结构的意义上履行了自己的历史功能,这意味着东亚论述与冷战视角并不一致。     

专题二:知识东亚与现实东亚(之二)

尹海东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将殖民史理解为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将民族解放斗争理解为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运动,这种历史观点已经成为政治认识的前提。但尽管如此,以民族解放运动史为中心的政治史,是只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上去叙述的政治史,是对所有政治性活动都只总结其对于民     

激励结构冲突、历史机遇与制度变革

通过对美国“依托大学建立国家实验室”模式的考察,指出美国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之间因激励结构互不相容而存在制度冲突,这种模式得以建立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独特历史机遇。进入常规经济发展阶段后,这种模式开始面临管理绩效问题,美国目前正在尝试探索和建立“桥接机制”以衔接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揭示这种制度变革趋势,能够为中国依托大学建立国家实验室的政策实施带来一定启示。     

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

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开了中国海关历史上贸易统计分析制度的先河 ,其卷帖浩繁 ,内容广泛 ,有着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 ,直至今天仍受到国内外多方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对海关贸易报告作了系统探讨分析 ,对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海关贸易报告的性质和作用提供了独特视角。     

历史视角的选择

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只有这样才能丰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沟口雄三强调从中国脉络看问题，这在解释辛亥革命时却遇到相当的困境。普遍王权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主导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     

藩属体系对国际法体系——以清季中日琉球交涉为中心

清季中日琉球交涉中,日方以国际法上的实效管辖原理混淆藩属体系上“藩属”和国际法体系上“属国”之间的本质差异,要求中方以琉球系“藩属”证明其符合“属国”标准。日方还将琉球同时作为“自主之国”与“藩属”归为悖反,以此否定琉球的藩属地位。借助国际法话语圈套,日本将琉球割离藩属体系,并将之纳入其主权范围。中方坚持“存球祀”,以履行藩属体系下“柔远字小”之责,从而维护宗主国地位;日方则假意要求中方履行“保护责任”,将琉球纳入中国主权范围,实则意在阻却琉球复立。日方强行在东亚适用欧洲国际法,并以此倾轧藩属体系的生存空间。如今,侵占了藩属法的空间效力范围的国际法仍在规训藩属法下的“历史性权利”,而前者的“历史时间价值”或能为当代领土争端的公平解决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从未割裂——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

《财经文摘》：您是国外学者中少有的既研究中国问题又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您能从历史角度谈谈中国近代以来几代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和特点吗？     

苏联模式影响下的绿地资源管理——从历史 制度主义视角之“路径依赖”解读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中的重要分支，强调政 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制度塑造的，存在着“路径依赖”现 象，这意味着在过去制度环境中做出的政策选择影响现在的政 策结果。中国城市治理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若想理解以 及应对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首先需探索其历史。提供了一 种从规划历史切入分析的视角以更好地理解与解决规划管理中 的现存问题，进而构建具有我国发展特色的规划管理理论分析 方法。首先探讨了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及优势， 然后通过探讨与分析我国绿地资源管理现状证明苏联模式如何 通过“路径依赖”影响现在的绿地资源管理机制，将历史制度 主义分析方法应用于理解我国的规划管理实践中，在我国自然 资源部成立的改革大背景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浅析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众所周知,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元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一股脑儿地涌进国门。可以说,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化的路程的。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的设计教育该何去何从？中国设计实践的方向在何方？这些是国内设计教育界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

本文是对鲁迅早期文章《破恶声论》的重新解读。在作者看来,这篇文章可以视为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独特回答。启蒙是民族觉醒,抑或世界主义？是民主共和,还是个人自治？是破除迷信、反对宗教,或者世俗化？是权利的自觉,还是内在性的呈现？此外,谁是启蒙者？启蒙是精英对大众的召唤,还是人与人的相互激发？召唤或激发的媒介是什么？通过对《破恶声论》的解读,本文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回答：     

“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

“差序格局”是一个尚未精确界定的触发式概念,留下来很多疑问有待澄清。其中三个疑问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差序”除了包含入与人之间横向的亲疏差别,是否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纵向的等级差别？第二,“差序格局”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自我中心网络”概念有何异同？第三,中国人的行为是否可用“自我主义”来概括？本文在评述相关研究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原始文本里存在着“名实分离”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是否包含等级制”的种种争论;“差序格局”和“自我中心网络”的一个核心区别是“圈层性”,将中国入行为概括为“自我主义”会面临很多理论上的困难。     

“我们要准备打仗”——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关系与战备高潮

本文以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结合国内政治环境,重点考察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战备疏散等事件的起因。作者认为,自尊与自卫是“要准备打仗”的前提,中国国内迅速掀起的战备高潮对于避免发生中苏大战具有重要作用：在两国、两党缺乏互信的前提下,假如没有积极的战略防御,单纯寄希望于对方不敢发动战争,难免陷入危险境地：对于当年的一系列战备举措,不能仅仅因为仗没有打起来,就加以全盘否定,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理解决策者的意图及其合理性。本文在梳理史料的同时,也对国内外吏学界的某些流行观点进行了批判。     

论职业院校专业教学组织中的文化渗透问题

职业技术教育的最后依托是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中技能、技术的生成同样最终依托于文化,文化当然的成为技能、技术结构框架的基本元素,并继而成为激活技能、技术应用机制,以及使技能、技术升级换代的决定性要素。在这个前提下,专业教学组织中的文化渗透不仅不会消解专业教学中的技能和技术,反而会于渗透中完善专业结构,强化技能和技术,在更高的有机体范畴下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终极目标。     

试论公司治理的主权问题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公司治理模式,产生公司治理之间较大差异的原因与三个＂谁＂是否一致的问题有关。谁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为谁而存在、谁监督管理者这三个＂谁＂的问题是公司治理中最本质的问题,而真正的公司所有者是不存在的,股东、职工以及公司只是作为准所有者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谁是公司所有者的问题的重要性减小,而公司为了谁而存在的问题就显得相对重要。因此公司的治理问题可以认为是谁更适合拥有公司主权的问题。     

基于数理演绎的员工沉默现象普遍性论证

在组织中,员工会有意地保留自身的观点、建议及想法,员工沉默现象的发生具有普遍性。本文结合员工沉默现象所涉及到的4W（谁沉默？向谁沉默？所沉默的问题是什么？沉默表现形式是什么？）,对员工沉默行为重新进行了内涵界定。员工的沉默行为并非属于一种偶然性现象,而是员工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属于员工出于理性或部分理性的决策结果。基于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即在员工理性和部分理性的两种决策状态假设下,通过数理演绎的方式分别推导出员工的沉默决策有其必然性的一面,进而论证出沉默现象的发生具有普遍性。     

China–US trade War: 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effect of US-China trade war on Indonesia. The paper starts by laying out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protectionism and nationalism, comparing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 and its various causes such as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responses to the rise of China. The new US approach focusing on goods trade deficit, targeting mainly China but als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Indonesia and it should be seen as a tool to address the real concerns of the US regarding unfair trade, such as technology transfer, industrial subsidies 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s. It also reflects the US view of the inadequacy of the WTO. In terms of direct impact, the US-China trade war is creating uncertainities to global growth and in particular any decline in China’s growth is likely to hit Indonesia and other ASEAN countries given that China has become their number one trading partner. As for benefit from trade diversion and investment relocation to avoid the trade war, given the structure of its exports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ndonesia is unlikely to benefit compared to several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However, any net benefit from this, will far outweigh the cost of the uncertainty in the rules 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MTS) and the retreat of the US leadership to safeguard the MTS. The paper looks at how the current US unilateralism is framed in a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which does not benefit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Indonesia. To fill the leadership vacuum to maintain an open rules based order, other countries need to take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This can be done by pursuing their own unilateral agenda of structural reforms, increas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ake collective leadership to conduct necessary reforms of the WTO especially on issues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such as industrial subsidies, strengthening IPR, investment issu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nd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论江泽民的治军强军战略

江泽民同志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着眼建设有强大战斗力的人民军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军强军战略。这些兴军强军战略,是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推进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