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稳健性动因分析——基于EBA模型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投资动因视角分析了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并运用极值边界分析(EBA)模型探究具有稳健性特征的条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资源寻求动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稳健性"的主要动因,而效率寻求动因假设未得到验证,并据此提出加强政府引导、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利用各国禀赋优势等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以及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影响,以及论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影响,目的在于验证：在规模层面,东道国汇率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FDI流入。而东道国汇率波动幅度均会导致资源导向型FDI或者市场导向型FDI规模减小。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价值侵蚀问题研究

在理论上界定了对外投资过程中价值侵蚀的概念,将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不仅创造性地解释了中国企业FDI过程中海外研发、子公司管理、东道国文化水平、企业自有特定资源和海外并购中存在的价值侵蚀问题,而且强调了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的重要性,并对此提出若干建议。     

制度落差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对称效应——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制度落差的方向属性使其在影响FDI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效应。现有文献尚缺乏不同方向和维度制度落差影响FDI的研究成果。笔者尝试区分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构建制度落差和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影响中国FDI的扩展引力模型。由此,采用2009—2018年中国对78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数据,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实证检验制度落差影响中国FDI的不对称效应以及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证实:制度逆差和制度顺差对中国FDI具有差异化影响,管制逆差和规范逆差对中国FDI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管制顺差和规范顺差对中国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发挥了调节作用,增强了管制逆差和规范逆差对FDI的促进作用,减弱了管制顺差和规范顺差对FDI的阻碍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制度落差影响中国FDI的不对称效应,丰富了制度落差和FDI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为相关部门从制度落差视角结合东道国(地区)投资自由度指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FDI理论发展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

加入WTO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但在此过程中也不乏争议.对此,本文在全面回顾FDI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应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划分为寻求低成本型、扩大市场型、寻求资源型和利益驱动性四类,并加以区别分析和对待.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数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下两个问题: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关键因素吗?利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直接动机是寻求市场,非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因而非洲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且宏观经济稳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不倾向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中国与东道国签署并实施的BIT没有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研究着眼点,阐述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概况,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从整体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双边贸易合作、东道国市场 潜能、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驳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掠夺资源为导向的不实之 词;从分地区来看,中国对中亚、西亚直接投资更受到自然资源因素影响,对东南亚直接投资 注重双边贸易合作与东道国市场潜能,对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直接投资则是综合考虑双边贸 易合作、东道国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等因素。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资本规模空前壮大，流动也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各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对外政策，对寻求资源、效益和市场为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具吸引力，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     

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浅谈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定义为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之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过多关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从东道国特征的角度出发,将研究重心放在FDI的决定因素上。为此,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FDI Policies),并定量地寻求到这些变量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力地突显了对宏观经济进程进行相关性理解的作用,并强调了深刻理解本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汇率如何影响我国企业OFDI

<正>研究发现,汇率上升有助于企业OFDI规模的扩张,尤其对上市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非上市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资源丰裕度,民营企业更加关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而国有企业更加关注投资环境和资源丰裕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同时也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但相对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仍然相对较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中,汇率因素不容忽视。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汇率水平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路径,为微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建议,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以及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     

从东道国特征角度浅谈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被定义为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因素。与之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不过多关注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而是从东道国特征的角度出发,将研究重心放在FDI的决定因素上。为此,我们主要考虑三个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FDI Policies),并定量地寻求到这些变量与FD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的研究十分有力地突显了对宏观经济进程进行相关性理解的作用,并强调了深刻理解本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投资便利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规模增长约1.66%与1.11%,且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投资环境变化敏感性更高;(2)投资便利化的促进效应仅在亚洲地区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显著;(3)投资便利化提升利于优化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且当市场规模与经济联系高于门槛值时,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促进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约0.37%与0.11%,促进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增加约1.47%与0.40%。为此,文章提出了营造公平对外投资环境、完善对外合作机制与鼓励企业构建包容性文化的建议。     

苏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一、研究背景 对外直接投资(FDI),又称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设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放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人的资金.     

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至今日已经初具规模,且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形式多种多样。跨国并购的动因主要有寻求资源,获取海外市场,获得核心技术等。目前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方面还是企业自身条件都存在着一些不利于跨国并购的因素,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采取相应对策,克服不利因素以更好促进我国企业跨国并购。     

浅析中国宏观因素对FDI进入方式的影响

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1995—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东道国中国的角度分析影响FDI进入中国方式不同的宏观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FDI存量、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内资金配套能力对FDI进入方式中的新建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跨国并购没有影响。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对FDI进入方式中的新建投资没有影响,却对跨国并购有影响。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国际直接投资(FDI)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间接投资,它不仅仅是资金在国家间的流动,而是包括资金技术、经营管理技能在内全方位的要素流动,就对东道国而言,FDI与当地资本的结合,可以使东道国相关产业纳入了跨国公司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网络,增加了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机会,对于东道国优化出口结构、改善国际分工地位意义重大.     

中国对外投资情况

<正>一、中国对外投资总体概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跨国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或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定义,跨国直接投资(FDI)按照资金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