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定价与职业粮农的规模经营——基于土地权利资本化视角的分析

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破解中国粮食生产资本约束、成本约束和生态约束的重要手段。本文在粮农收益最大化(效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公平)的双重目标导向下,综合研究了农地经营权贷款定价、农地流转费用定价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表明：在目前生产条件下,当农地经营权的贷款周期约为25年时,金融机构(银行)与粮农同时实现收益最大化;资本投入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176,土地权利资本化可以有效增加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破解粮食生产的资本约束;农地适度规模随着粮食生产条件变化而不断变化。2010—2016年的中国农地适度规模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单个农民的最佳种植规模在2016年达到153.544亩,同期的每亩耕地流转费用为137.15元/亩,土地权利资本化比率为49.50%,亩均耕地的资本投入为577.04元/亩,实现一个职业粮农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有效释放31.057个农村劳动力。     

规模化经营对我国耕地粮食产出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全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分析了农地规模经营对耕地粮食产出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粮食生产分区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总体、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的农地经营规模均与耕地粮食产出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农地经营规模水平均未达到最优,即当前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2)总体和分区域来看,地均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率对耕地粮食产出率均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农业经济所占比重和成灾率则对其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3)农地规模经营需要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注重规模经营的实现形式。     

“非粮化”还是“趋粮化”：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

目的 农地种植结构与中国粮食安全直接相关，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证粮食安全要实打实地调整种植结构，因此有必要对农户的种植结构调整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方法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OLS回归模型与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经营规模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 （1）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2.533hm²。当农地经营规模小于拐点时，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非粮化”；当农地经营规模超过拐点后，规模扩大会引起种植结构“趋粮化”。（2）分粮食功能区考察，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的“U”型关系仍然存在，但在不同粮食功能区产生了不同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3）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的“U”型曲线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结论 提出发展农机服务市场、协调各区域粮食生产责任、引导农户签订权责明确的土地流转契约、增加政策性种粮补贴、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农地经营规模与种植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机制，确保农户种植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契合。     

农地“非粮化”问题研究

当前，农地“非粮化”造成的粮食隐性损失已远超耕地“非农化”造成的显性损失。通过分析可知，农地“非粮化”是既定约束下农地经营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寻租创租”的结果。为此，一方面，应该提高粮食的比较收益，完善精准补贴，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增强农地利用监管力度，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从而保证粮食生产，保护国家粮食安全。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 效应研究 ——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

完善农地产权保护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农地“非粮化”问题日益被学界关注,但较少有研究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山大学公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采用IV-2SLS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农地确权总体上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2)农地确权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影响农地种植结构,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农业资本投入为遮掩效应。农地流转、家庭劳动力投入正向影响农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农业资本投入负向影响粮食作物种植比例。(3)农地确权对农地种植结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对未发生过农地调整的村庄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行为影响更显著。因此,农地确权会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而不会带来“非粮化”问题。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适当鼓励外出劳动力返乡,将有助于抑制“非粮化”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持农村土地政策稳定性,避免频繁的耕地调整,可以有效保障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发挥。     

农地规模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研究

农地规模经营"非粮化"有助于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农地"非粮化"将可能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本文针对农地规模流转中的"非粮化"行为开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种粮成本高、效益低、风险大、融资难等是导致"非粮化"的原因,而发展冲动、粮补政策不完善、监管惩处不到位则是导致"非粮化"加剧的原因。应通过降低种粮成本、增加农业经营收益、规范耕地用途、改进粮补政策、增强金融支持、加强监督管理等应对"非粮化"带来的挑战。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而多尺度耦合研究尚显不足;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非粮化”的概念界定较为一致,但测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防治策略较为丰富,但就如何构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的研究尚且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而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不足且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亟需完善。研究结论：未来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应着力构建全方位、多角度认知框架并采取分类化的管控策略,加强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强化多尺度耦合研究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测算方式的创新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耕地“非粮化”研究新范式。     

农地流转下“非粮化”现象的诱因及长效对策

在政策支持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农地流转经营的模式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在农地流转下日益凸显的“非粮化”现象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粮食安全。基于这一现实背景，通过梳理当前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发展现状，探讨其诱因，并结合现实情况给出合理的长效对策，以期有效应对和处理农地流转与“非粮化”之间的错综关系，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土地整理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以较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汇总、归纳、分析的方法,分析研究土地整理对区域耕地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整理对区域耕地质量提升显著,但不同项目区耕地质量提升幅度差别较大;中低等别耕地整理后质量提升幅度较大,高等别耕地整理后质量提升幅度较小;土地整理已成为区域耕地质量提升的主要驱动力。建议将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耕地质量的提升幅度作为项目立项、审批、验收的硬性指标,进一步强化土地整理项目质量管理;优先选择中低等别耕地或中低等别耕地相对集中的区域进行整理,保障和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土地整理持续进行。     

中国耕地空间格局演化对耕地适宜性的影响及政策启示

研究目标：分析近20年中国耕地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耕地适宜性的影响,并据此提出耕地保护政策优化策略。研究方法：生态位模型和重心模型。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重心持续向西北迁移,2005年后迁移加速。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东北平原区耕地加速增加,其他农业区耕地持续减少。耕地扩张热点区主要分布于新疆、东北平原,收缩热点主要分布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黄土高原;（2）中国耕地适宜性下降2.6%,降水和积温适宜性下降最明显。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耕地适宜性下降10.0%,其他农业区降幅较小或呈现波动趋势;（3）中国自然条件强限制耕地增加19.9%,降水和积温强限制耕地大幅增加,而侵蚀强限制耕地面积明显减少,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东北平原区强限制耕地大幅增加,其他农业区均减少。研究结论：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优化耕地空间格局,加强国家对耕地“占补平衡”的引导控制,差异化实施耕地保护政策,有效提升耕地适宜性。     

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论：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补充耕地工程质量标准的研究

本文肯定了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中，耕地占补平制度重要意义，提出了在耕地占补平衡实施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强调在土地开发整理补充耕地的过程中，应结合各自行政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态环境现状以及土地开发整理相关技术规范、规程，建立补充耕地工程质量指标体系；并提出土地开发整理的新思路。     

浅论我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

耕地保护是我国基本国策,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是目前实现耕地保护目标的主要手段。本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公平与效率问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问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关系,认为耕地保护必须在完善农地权利体系基础上,走“质量、数量并重“的道路,尽快将保护耕地的重点从行政区为导向“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向基本农田为导向的“优质耕地、优质保护“转移。     

关于耕地数量与质量平衡的思考

应用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分析建立耕地的数量、质量占补平衡新机制的目标、措施和方法.结果表明:耕地基准面积应作为考核区域耕地数量、质量是否平衡的指标;依据不同等别的农用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即不同等别的农用地以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主要的可比性指标,确定农用地等别折算系数;建立耕地储备库,实行先补充、后使用的机制,耕地储备库按基准面积统计管理,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时必须先取得耕地储备库的指标;采用标准样地对比法评定建设占用耕地、土地开发复垦整理新增耕地等农用地宗地评估,可以弥补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工作比例尺过小、难以实地定界的不足.     

当前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存在的问题

农村土地整理在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针对土地整理工作实践,分析目前新增耕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措施,通过加强农村土地整理管理,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耕地保有量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农用地分等在耕地需求预测中的应用

基于福建省顺昌县2010年农用地分等成果更新,以及其耕地与粮食状况统计,以粮食安全为切入点,对耕地需求做了初步预测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顺昌县确保粮食安全耕地面积为15473.89hm~2,大于折合后现有标准耕地面积10916.12hm~2,存在5119.06hm~2标准耕地缺口。表明顺昌县在2010—2020年期间耕地数量不能确保粮食安全。耕地需求预测以耕地质量为指标基础是科学的,应用农用地分等成果预测方法简便,更贴切耕地的实际生产能力。     

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分三个阶段对我国建国以来的耕地数量变动史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阶段耕地数量的变动情况及相应的政治、社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以供现行耕地保护参考,同时提出耕地减少分析对宏观调控的意义以及耕地保护政策需要严格执行的必要性.     

中国耕地动态变化与占补平衡分析

测算耕地动态转换造成的耕地质量等级变化,评估耕地动态变化对数量与质量平衡的影响。采用综合分析法、模型侧算法、实证分析法,评估耕地生产能力变化与占补平衡实施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耕地的占补平衡仅实现了数量平衡,但因城镇建设扩张占用了优质高等耕地而新增耕地质量等级较低,因此未达到质量平衡。特别是中国依靠开发后备资源来补充耕地而不是通过土地整理来增加质量等级较高的耕地,因此新增耕地的平均自然质量等级较低。研究结论:应加大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比例,从而提高耕地平均自然质量等级,达到耕地数量与质量占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