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出口状况分析: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对2001～2007年期间中国外向型企业的出口状况进行分析。本文发现,企业的平均出口比例在2005～2007年逐年下降。分行业来看,工艺品行业、文体用品行业、木材家具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等行业的企业平均出口比例最高。分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出口比例在2005年以后下降比较明显。而国有企业等出口比例在2005年以后下降的不是很明显。分劳动/资本密集度来看,中国的出口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是占据比较优势的企业。     

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明朝至1990年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测度宗族文化,并构建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KZ指标,研究后发现,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信任、信息交互和道德规范是三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并且在经历行业危机的冲击时,前述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更多宗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股权融资,企业可以依托宗族从上下游获得更多商业信用,但并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信贷支持。并且发现,对于在当地拥有较大宗族势力以及在本地经营的企业家而言,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会削弱宗族文化的影响。最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     

企业增长速度的成因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旨在增加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应该把企业可持续增长作为首要研究的问题.笔者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剖析了影响企业增长速度之财务因素的意义并建立了统计模型;寻找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探究不同增长速度的不同成因,可以帮助管理层选择促进有效增长的财务战略.中国上市公司1994-2003年的证据表明:企业增长速度的综合成因,完全存在于SGR计算公式所涉及的四个基本财务比率中一个或多个比率的显著变化和显著的新股发行行为之中;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的变化是主要成因,而留存比率的变化和新股发行不是主要成因.     

企业增长速度的评价与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增加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应该把企业可持续增长作为首要问题。企业增长速度的评价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剖析了评价企业增长速度的意义并建立了统计模型;寻找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中国上市公司没有完全按照可持续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以“可持续增长率”为动态评价标准划分的“高增长”、“低增长”两种增长速度都会引起权益净利率的显著变化;但“高增长”或“低增长”并不一定“有效”或一定“无效”。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增长速度的成因并提出管理对策。     

增强微小企业融资力度的政策研究

微小企业的发展是我国克服金融危机影响,推动产业结构实现升级的基础。微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制约其快速、良好发展的主要瓶颈。微小企业融资受银行贷款风险、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制约,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2011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制定了支持微小企业发展的金融和财税政策措施,商业银行也启动了相关的扶持政策。而任何措施的有效实施只有建立在法律的角度上,将其量化成一个法律体制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效能。文章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对微小企业政策扶持过程中呈现的主要问题,提出建立从政策到担保再到融资的三维立体微小企业融资扶持实施体系。     

小企业融资政策研究综述

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小企业融资难现象,不断给该领域的政策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发现,即使在本源问题上,即小企业政策目标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也仍然存在争议,问题的解决并非有求必应那么简单。由于考虑的背景因素不同,有关融资难的理论阐述与现实阻碍因素的识别研究情况也都复杂多变。相应地,支持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实践不断经受新理念的冲击,新的政策方向研究开始指向了深层次环境因素或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当前国内的企业融资问题上,将小企业从“中小企业”范畴中分离出来予以单独对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还需要积累统计和大样本调查数据,识别根本性的环境因素,评估政策绩效。     

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为两维对家族企业做了严格的定义和划分,并把研究对象界定在拥有高控制权的家族式企业。通过将家族式治理和公司理财分析范式结合分析,家族式治理中的网络式组织结构、封闭式的股权结构和作为家族意愿体现的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家族企业理财行为产生影响。家族式治理对公司理财行为产生正面影响,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家族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家族式理财必须进行变革:非家族化的理财方式变革,家族规则与现代市场游戏规则的融合,引入有效专家理财制度,以及对家族式理财的扬弃。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创新环境激励与企业成长:基于中部创新型企业的实证

从国内外科技型企业成长与激励的理论综述入手,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128家创新型企业的问卷调查,对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外部创新环境激励模型进行了假设验证,揭示了科技项目引导、产业技术政策、科技金融支持、科技奖励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5个方面的创新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政府科技项目的合理导向、企业技术战略联盟以及功能完善的技术市场是促进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的最重要外部因素。     

债务融资、成长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对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A股和香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债务融资和成长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债务与投资支出显著负相关,在低成长性公司中这一关系尤为显著。在低成长性公司中,A股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上市公司显著,香港中资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与投资支出的负相关关系比香港本地上市公司显著。     

融资多样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多样性融资对创新企业极为重要,但该领域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利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融资渠道多元和融资结构多样两方面构建企业融资分散指标,实证检验融资多样性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融资渠道越多、融资结构越分散,企业的技术创新性越强,且在替换变量和控制模型内生性之后,结果仍具较好解释力,说明融资多样性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考察相关机理发现,融资多样性对高融资约束、强创新程度企业的创新影响更明显,证实融资多样性对创新企业存在缓解融资约束和平滑融资周期的作用机制;最后,针对创新企业类型发现,融资分散促进创新在内部融资主导型企业中更突出,支持了企业融资次序假说;就所有制而言发现,民企因其融资结构单一而制约了创新能力。     

企业专利与外部融资

除保护技术输出的传统职能外,专利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沟通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信号传递职能。其中,专利在资本市场上的信号价值近年来备受关注,已有研究指出专利作为质量信号有助于企业获得投资者认可,并且专利信号效果依赖于投资者获得企业信息的多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投资者获得企业信息的内容对信号价值的影响。具体地,在负面信号情境下（企业过去的财务绩效差、收益波动性大、未来不确定性高）,专利的信号价值更强,而在正面信号情境专利信号效果减弱。利用来自深沪两市1 787家上市公司2000-2011年面板数据验证了以上假设,专利数量和外部融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并且在负面信号情境下二者正向关系更强。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表明,发明专利的信号效应比非发明专利更强,而私企的专利信号效应比国企更强。     

企业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与企业家的激励

在企业融资中,企业家不仅关心项目的货币收益,而且关心非货币收益,而投资者仅仅关心货币收益。考虑到双方的融资合同是不完全的且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一份初始的激励合同通常无法解决双方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作为一个结果,控制权安排(即谁做出关键性决策)是金融合同的一个重要维度。Aghion-Bolton(1992)集中于事后有效率。他们证明了,条件控制在一些环境下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然而,Hart(2001)提出了一个质疑:他们的模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努力。通过引入企业家的事前努力,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控制权在坏状态而不是在好状态转移给投资者。更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约束的程度大小决定了项目的均衡控制权安排。     

软件企业智力资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已经从土地、资金转向企业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即企业的智力资本,在软件业,智力资本的地位尤为重要,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智力资本对软件企业的成长机制,认为顾客资本是整个智力资本的关键,智力资本的其他的维度通过顾客资本促进企业成长,而企业的过程资本则对智力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经济转型中的企业退出机制——关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项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套独特数据 ,从企业退出这个角度探讨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成长的相关因素 ,尤其是企业的效率因素、企业负债和所有制性质 (或行政隶属关系 )对退出的影响。本文的基本发现是 ,效率高低日益成为决定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 ,这表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 ,市场力量的重要性已日渐上升。另一方面 ,企业负债也成为制约企业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但是 ,企业净资产负债率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退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总体上不受其影响 ,而且行政隶属关系越高 ,所受影响也就越小 ;但净资产负债率对非国有企业则形成显著的压力。这说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然没有消失。我们的研究还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性质本身对企业生存提供的保护作用正在递减。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