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城市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却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制度性障碍和农民工自身障碍,并提出从制度变革、社会认同、农民工素质提升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新时代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深层障碍及政府应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政策就随着政府行政改革发展不断调整,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目标也随之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新要求。立足科学发展,加快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稳步提高城镇化率;健全户籍制改革,关注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落实配套政策,解决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社会问题是农民工政策的重要实施方向。     

基于社会保障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研究

本文主要对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困境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建立以工伤、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为核心,并以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公共文化服务等制度相配套的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争取尽快建立起真正能够满足农民工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促进农民工早日向市民化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进入"十二五",将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而农民工市民化将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意在应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就业与三次产业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为更好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有效路径。     

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个体层面考察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有正向显著影响。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发现这一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有助于提高其市民化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八零”后、与配偶和子女一起流动和无房且低技能等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通过健康提升机制、身份认同机制和劳动供给机制来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核算的方法测算了不同视角下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结果显示,江苏一个外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支出12.3万元。其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约为11.2万元,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4.3万元。本文还发现,江苏三大区域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对应的成本分别为14.6万元、12.4万元和11万元。如果一次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财政需要为每个农民工一生支付的成本为92.7万元。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研究

身处现代消费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呈现市民化倾向。本文从个体内在需求、群体特征及制度制约来探讨原因,从提倡适度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多参加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来寻求对策。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人的问题,其中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好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做好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有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综合素质,有助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基本表现有个充分的认知,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实践上的指导。     

新时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同,因而解决问题的对策手段及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科学认识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从长远的和宏观的视野分析，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实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农民收入，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是从总体上提高城乡居民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确保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方法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算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研究也比较薄弱,相关文献也较少。本文介绍几种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方法,并简单分析各个方法模型的利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的又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力地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分层视角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大多忽略了不同分层农民工的市民化需求差异.本文在回顾农民工分层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基于区域分层、职业或收入分层和城市适应性分层的不同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简短结论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农民工市民化有效路径问题的探讨

农民工进城务工成为新市民亦即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是加速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的重要途径,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制度壁垒、体制缺陷、保障匮乏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面临诸多困境.当前,站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时代语境下,从保障体系构建、财政体制改革、集体经济管理模式转型等层面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实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民工管理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影响,最严重的是制度障碍。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平等的教育体制所形成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开来,它们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