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与开放型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 ,着重就国际直接投资 (FDI)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 ,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对 65个样本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FDI流入增长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作用比对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作用更明显。但FDI流入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

FDI可以通过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得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Barro( 1995 )、罗默 ( 1987、1990 )提出的生产函数构建经济增长的内生模型 ,其中FDI被用作主要的技术扩散渠道通过资本品种数量不断增加来实现技术进步 ,并结合中国实际给出实证分析 ,FDI对中国有很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但其大小在整个技术进步水平中的比例不断减小 ,证明中国正从依靠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进步不断转向靠内部研发实现技术进步的良性过程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差异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而FDI来源国差异性也日益成为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对FDI来源国进行了5组划分,同时基于全国总体,东部、西部、中部三个区域和中国南北方地区,分别研究了该因素差异性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FDI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中部崛起: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并进行了区域比较;建立了FDI及其来源、人力资本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结合面板数据方法,研究我国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主要通过其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FDI通过技术扩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的外溢效应,但相对于我国港澳台地区,来自欧美日等国的FDI能够更好地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相结合。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FDI、异质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新加坡的数据分析

笔者在对FDI技术外溢效应以及东道国吸收能力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异质型人力资本在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关键作用进行理论研究,结果显示: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讲就是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是东道国引进FDI以及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关键因素,同时东道国在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更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FDI与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代入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加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的观点得以验证.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开拓了FDI理论的视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了FDI的技术溢出途径,并且在此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全面回顾了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充分肯定已有研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作出展望。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引发各种争论的背景下,文章通过对1995-2013年间江苏省的统计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FDI、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一般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与碳强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反向关系,而人均生产总值与碳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长期关系。从而认为政府应当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并通过调整开放结构来实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大化,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续实施。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然后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论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从溢出渠道看,技术效率效应大于技术进步效应。与制造业FDI相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较大,且制造业FDI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二者溢出渠道不同。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动力因素呈现地区分化特征,中东部地区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FDI、RD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而西部地区主要依靠人均资本存量、制造业FDI和贸易开放等,这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规模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和FDI因素的对外开放指标和综合考察4类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规模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8个省份1995—2008年的面板数据,以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基础设施规模、对外开放与省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基础设施规模是否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都显著地促进了省区经济增长,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规模每提高1%,将导致人均实际GDP提高0.379%和0.251%;基础设施规模提高了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地区,其对外开放对省区经济增长的偏效应明显地高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最后从动态过程看,对外开放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都有不同程度提高,而基础设施规模对省区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在部分地区出现下降。     

国内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的述评

随着中国吸收、利用FDI的数量和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FDI对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实证分析中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整个地区宏观层面和工业（或制造业）层面对全国、个别省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考察。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基于文献的评述

随着FDI对其投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的逐渐显现,FDI在全球得到迅猛的增长,已经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本文通过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一方面FDI给东道国带来正面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对东道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     

中国零售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测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国零售业FDI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零售业FDI对行业内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益,且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资本密集度对零售业技术进步有较小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对零售业的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零售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零售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包括国内知识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和地区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通过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2—200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国区域R&D投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对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自身科技投入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受中国目前引资结构和质量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特别是通过FDI企业在当地从事生产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渠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与当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FDI引资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