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转型陷阱”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之路,没有那一年,中国经济不会如此成就。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成就与问题并存,陷阱与出路相伴。针对当前改革中出现的"转型陷阱"症状,文章力图通过梳理渐进式改革的研究、"转型陷阱"的研究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研究,厘清走出"转型陷阱"的核心,探索转型目标的完善,阐述转型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使命。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陷阱研究

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无效制度安排长期存在的制度陷阱,从而使许多转型国家陷入一种持续的秩序分裂与经济衰退状态。能否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将直接影响到转型国家能否建立起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陷阱的形成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社会利益结构、转型战略选择以及政府行为具有密切关联。经验表明,转型国家需要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审慎的转型战略选择来循序渐进地推动制度改革,从而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中国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展现象,是一国在发展阶段跃升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文章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改革,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分析

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自主创新能力匮乏并存;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快速城市化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并存。而造成这种风险的根源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紧密相关。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创新驱动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必须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中的转型陷阱

文章通过将中间产品生产厂商的异质性结构引入罗默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基于垂直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型。运用该模型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赶超中不同阶段间过渡时存在的技术进步模式转型陷阱的问题进行理论性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技术赶超过程中要依次经历专注模仿、模仿并且创新、专注创新三个阶段。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会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然而各个阶段间技术进步模式转型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存在着转型陷阱。第一次转型会经历创新停滞陷阱,第二次转型可能会出现模仿陷阱,而陷入模仿陷阱的经济体在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技术进步减缓甚至是倒退。后发经济体一旦陷入模仿陷阱将很难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技术赶超也就无法实现。     

从乌克兰危机看现代化转型之困

乌克兰在二十三年前脱离苏联独立,宣布实行民主共和制政体,但乌克兰转型之路步履艰难,至今政局动荡、经济衰败。乌克兰落入"民主陷阱"的深刻教训,对于所有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值得反思和警惕。首先,成功转型需要成熟而有远见的政治精英;其次,成功转型需要自强独立的民族精神和立足本国的道路自信;再次,成功转型需要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协商机制,发扬妥协精神,在差异中寻找共识。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可用十个关键词描绘: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转型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     

"熊彼特陷阱"及其超越——会计学与经济学的互动共生关系再造

"熊彼特陷阱"是指创新动力消失.如何超越"熊彼特陷阱"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破解的谜题.在聚焦并购会计变迁及经验教训及对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熊彼特创新及"熊彼特陷阱"形成的会计制度背景,认为完善并购商誉会计制度,使之真正体现健康的会计与经济互动共生关系,确保价值创造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统一,是跨越"熊彼特陷阱"切实可行的选择.     

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及其应对——基于经济发展模式内在缺陷的视角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存在密切联系,并一定意义上规定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特点和规律。"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产生,是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新变化呈现出的显著特征。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出现的"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很大程度上由某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所致。为了规避中国经济陷入"滞涨"、"泡沫经济"和"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有必要采取有效举措,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关于贫困陷阱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贫困陷阱类型更加丰富。与早期的物质资本匮乏导致贫困陷阱的理论不同,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被扩展到自然资源、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地理环境、疾病灾害等。其次,贫困陷阱的形成机制更加多样。与早期单一的"资本形成不足"机制不同,当代贫困陷阱理论致力于从微观角度建立贫困陷阱形成的各种机制,例如门槛效应、邻里效应和制度失灵等。再次,更加注重实证检验分析,经济学家们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贫困陷阱做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说服力。     

广东转型升级“拐点”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很好地发挥了试验田与排头兵的作用,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率先碰到了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层次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当前正处于爬坡越坎、攻坚克难、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转型升级的"拐点"尚未到来,转型升级仍是未来3-5年的主攻方向。如何顺利突破转型升级"拐点",实现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整体、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型,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移植与非正式制度约束

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制度移植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制度设计.而制度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如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只关注目标制度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涵,必然会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陷入制度陷阱.文章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制度创新模式的实证分析得到支撑.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倘若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国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会为其他发展阶段比中国低的国家展示美好的发展前景。尽管面临"人口红利"衰减、"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收入分配拉大和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挑战,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保持7%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未来我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高收入之墙"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善分配、优化结构、鼓励创新和保护环境,而实现这四大政策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社会转型。     

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极化陷阱”及其内在机理

我国实施的增长极战略使区域经济中极化过度而扩散不足的"极化陷阱"日趋明显。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极战略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补偿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由于补偿环节和转化环节存在的内在冲突将造成社会福利的降低。未来打破"极化陷阱"的困境,必须依赖于建立对称型区域补偿机制和以规模报酬递增下循环累积效应的形成为导向建立财富转化机制。     

中国咋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正>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万美元的阶段,既是中     

“中等收入陷阱”背景下辽宁省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分析

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省企业转型和升级的任务非常迫切。企业转型和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将成为辽宁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发点。这个过程需要解决历史发展问题和辽宁省企业自身发展瓶颈,同时也要接受国际环境因素的制约与挑战。辽宁省企业必须以创新为出发点,寻求技术创新、结构创新的转型之路,同时依靠政策助力,集中优势资源,为企业成功转型升级提供支持。     

新国际产业转移、新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发展转型

始于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全面转型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前提。欧美经济的虚拟化是与国际产业转移相辅相成的统一过程,其"再工业化"将深刻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并重塑国际产业体系。美元和欧元共同主导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避免"滥币陷阱",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欧美经济实现"再平衡"之前的一种常态。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金融深化的双重难题,唯有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内生市场需求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能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吗

现代经济增长几乎总是和结构变化相伴相生的,在开放环境下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可能落入"比较优势陷阱"。通过一个两国开放经济模型说明,"比较优势陷阱"的前提条件在于局限于现有的产业机会。如果有新的产业机会,则后发国家完全可能在新的产业中占据主动。如果新的产业机会具备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则后发国家将具备长期增长优势。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确实可能带来"比较优势陷阱";避免"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抓住新的产业发展机会;相对于现有比较优势的保护而言,发展政策应更重视新产业机会的创造和利用;模型也对面临诸多新兴产业机会时如何进行合理选择有启示。这些都对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