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分级提供各种地方性公共品 ,满足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共同需要。但是 ,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生产 ,更不等于政府垄断生产。中国现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按公共品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分开等原则 ,打破垄断 ,有序地向国内外开放公共品生产市场 ,大力推进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 ,形成“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的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性公共品供给效率 ,增进公共福利 ,并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论公共部门合理边界的决定——兼论混合公共部门的价格形成机制

本文从中国公共部门(主要是提供私人品的公共部门)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研究了其中存在的政府失灵,揭示了其根源在于政府目标的错位,在于缺乏公共需求对于公共供给的决定机制和信息互动反馈机制。由此导致了以政府目标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的边界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们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效益目标最优化所决定的公共部门边界的基本命题,以此作为评价政府行为是否合理的依据。由于公共品与私人品的边界不清还必然导致混合公共部门的价格扭曲,在合理界定两者的前提下,通过不同约束条件和不同范围内的放开行业准入,引进多元化的竞争方式,能够增加公共供给和缓解供给不足,形成合理价格的均衡基础。     

公共项目交易中的治理模式研究

本文在对公共品供给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公共项目契约的形成和交易治理模式.非经营性项目由传统的公共部门垄断经营供给模式转化为对其实行代建制,准经营性项目实行公私合作的供给模式,并针对不同的供给模式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以解决公共项目契约组织中的代理人问题.     

提高城市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研究与探讨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文明及进步程度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对城市公共品进行了界定,分析了现有城市公共品的主要供给模式.然后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公共品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过度干预控制,而私人部门或是第三部门在城市公共品的供给过程中参与程度却比较低,整体供给效率不高等,进一步剖析其原因.最后指出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应继续推进并不断地深化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市场化改革思路,进行配套地改革,建立起多样化的投融资模式;进一步探求多样化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以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为城市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者;建立和规范规制机构,建立健全补偿机制和供给机制;转变政府的职能角色,由“划桨”向“掌舵”进行转变,树立起服务理念;同时还要提高市民享有城市公共品的权利意识.     

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框架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存在着公共部门垄断,效率低下;市场准入壁垒,资金流向单一;广泛的寻租,公共福利减少;政府投资公共文化的主体地位明确但又明显缺位和错位等制度问题,不得不让人从制度层面上考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文章指出,公共文化服务一定要在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上有所突破,才能顺利实现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设施、产品与服务的基本愿望。     

公共物品、基础研究与政府的作用

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其供给应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基础研究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应在基础研究的供给上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直接供给、鼓励其他主体的研究及为基础研究创造制度环境。     

公共产品供给的"第四条道路"--PPP模式研究

PPP 是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供给新模式。该模式依据公共产品理论和代理理论,依托私人部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优势,缓解了公共部门支出不足,提高了公共支出效率的新公共管理模式。PPP 的突出特点是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风险和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传递现金价格。我国已具备实行 PPP 模式的现实环境和管理意识。应重新界定公共部门,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加快公共管理改革步伐,通过 PPP 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升我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建立与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体制,构建有效的市场化竞争机制。1.在农村公共产品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应实行不同的供给机制,对供给领域进行竞争性环节和非竞争性环节的划分。对于竞争性环节,应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非竞争环节,应该以公共财政(财力)为基础,实行价格听证制度、招投标制度、合同出租等多种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和竞争机制,逐步形成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复合调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混合生产,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2.形成多样化的农村公共产品筹资机制,引入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则为公共产品筹资提供丰富的选…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基于村庄制度设计为中心的考察

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着不符合农民需求的状况,并且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评价机制中的地位缺失,他们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参与意识也不强。从村庄制度设计看,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机构之间缺乏制衡机制,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因此,必须健全有效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决策制度、规范的村庄公共品供给执行制度、有力的村庄公共品供给监督制度、良性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以保障农民村务治理权利。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特征与路径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将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以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三个阶段,并系统考察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演化历程。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持续完善,供给水平得到改善。为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需要设计合理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重点是理顺政府与农村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公共品供给制度。     

基于个人利益视角的美国消防服务供给模式分析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与服务应该由政府垄断提供。但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欧美国家私有化改革实践都证明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19世纪中期美国消防服务供给模式向市政化演进，是私人利益所致，市政化对包括消防员、保险公司和政治家在内的利益集团都有益处。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政策的借鉴和启示：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范围，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完善政治决策程序，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性检验

大量研究文献证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低绩效的、而目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价值的选择上,很少有人提出一整套的量化指标体系.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绩效评价指标的新理念为核心,采用标准化评分方法,创新性的构建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西部某省一些县乡取消农业税后公共产品供给情况的调研数据,代入所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显示:该指标体系不仅可以反映出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行为偏好,而且可以说明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合理与否,为以后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参考.     

融资激励和融资约束对PPP模式下公共产品提供效率的影响——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通过构建不完全契约理论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比分析了PPP模式中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激励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探讨了融资约束条件下的效率损失。结果显示:私人融资的专业性可以提高公共产品合意程度,但是私人部门的融资约束会抵消其专业性带来的好处,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最后针对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对政府提出建议:必须打破融资约束和制度歧视,完善和规范金融市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引入专业机构参与公共产品提供的各个领域。     

论公共产品的市场提供

一般而言，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品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用货币收入等价交换的消费品，即私人产品；一类是不以货币交换的消费品，即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只能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这一分析结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往往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绝对化和“一刀切”的倾向，把许多行业和商品纳入公共产品范畴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由此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较低，因此。中国应加大公共产品提供的市场化改革步伐。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公共财政论的理论缺陷

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公共财政理论起码在三个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一是它的理论基础－公共物品理论是不完整的,本引入制度性公共物品的概念后,会使公共财政理论陷入十分尴尬的“左右逢源”中;二是所谓政府（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列,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将专门为公共物品提供资金保证;三是国家财政也不能退出所有私人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行鲍,因为一些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实质上是根据私人物品的属性提供的,尽管国家财政也参与对它们的资金提供。     

Help not needed? Optimal host country regulation of expatriate NGO workers

Motivated by interventions in poor countries to increase the use of local labor in foreig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we address the behavior of these organizations under host government regulation. We extend existing NGO model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ocal workers and expatriates. The model covers both NGO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or donations. Assuming that NGOs maximize output, we show that regulations in the form of a quota on the number of expatriates or a work permit fee for foreigners reduces NGO output, but increases employment of locals. The optimal quota is more likely to bind in the market structure generating the highest total fundraising surplus. An optimal work permit fee is equivalent to an optimal quota in both the monopoly and duopoly cases. For both instruments, the optimal tightness of regulation is decreasing in the weight the government attaches to the public good relative to domestic incomes and in the importance of NGO output to the supply of the public good. Aggregate NGO output and the level of the public good produced could be higher with a monopoly NGO.     

双重垄断下的城市公用事业规制目标选择

城市公用事业通常是自然垄断行业,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它还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性。我国对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并存的公用事业的规制改革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应区别两种垄断的不同性质,有针对性地确定改革目标。本文阐述了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分析了其行政垄断的根源及表现,对双重垄断下的城市公用事业规制目标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