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的解析及创新路径的选择

农地征收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归纳为公益性农地征收和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两种模式。公益性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是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改革面临着公共利益界定、合理补偿标准与公正征地程序确立等众多难题。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是农民自发进行的制度创新,还有许多理论与法律障碍有待克服。两种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的融合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农村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决定了两种农地征收制度改革模式也只能走渐进式融合的创新道路。     

依法行政视域下的农地征收考察

当前,我国农地征收中的违法行政主要有非法批准征地、合法批准后非法实施两大方面.违法行政导致行政机关滥用土地征收权、权力寻租严重、腐败现象滋生、耕地大量减少、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失地农民数量骤然上升、群体上访事件迅速增多等严重后果.因此,必须加强依法行政,其路径选择有:转变征收理念,增强依法征收的观念;完善农地征收制度;健全与完善农地征收法律程序;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厉制裁农地征收中的违法行政人员.     

我国的农地制度与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革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实践证明,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在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征收税赋制度、国家征收和征用农地制度、村级自治组织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必须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农地产权家庭化,同时,国家应及时调整对农村的财政、征用农地和税收政策;制止村民自治组织政权化,大力精简县、乡(镇)、村的机构与人员;逐步取消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     

试析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与意思自治的关系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功能是为了合理实现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最主要体现在契约自由原则上。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关于税收代位权诉讼的思考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0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这表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的方式是通过诉讼进行。税收代位权诉讼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正确理解与运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对税务机关有效行使税收代位权影响重大。     

WTO与中国农地政策调整

本文首先从WTO对中国农地利用的影响入手,对当前的中国农地政策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指出了其不协调部分,同时给出了今后农地政策的调整方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制度之构建——基于类型化分析之框架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为其成为一项独立征收客体,并能获得征收补偿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然而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理念是建立在债权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之上的,忽视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单独进行相应的补偿,这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并受其强烈冲击造成了现行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缺憾和系统性缺陷.因此,急需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征收补偿进行制度化构建.     

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利用

本文系统分析了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地可持续利用的制约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农地产权制度与耕地保护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并提出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     

WTO与中国农地政策调整

本首先从WTO对中国农地利用的影响入手，对当前的中国农地政策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指出了其不协调部分，同时给出了今后农地政策的调整方向。     

浅析道德对民事法律漏洞的填补

民事法律漏洞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法官在对案件审理和裁判时,要发挥自由裁量权,填补漏洞。道德作为民事法律的主要渊源和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的规范,与民事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公正不谋而合,成为填补民事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泸州遗赠案,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道德原则填补民事法律漏洞的典范。     

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探究

理论界对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以及补偿的标准等研究较多,而对征地补偿费受偿主体及农地发展权归属研究较少,尤其是农地发展权,其主体是农民集体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理论研究鲜有涉及。本文提出在土地征收中．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作为独立的征地补偿费的受让主体,并且土地发展权归属农民集体。     

农地征收中政府的垄断行为分析

本文从当前土地征收的制度分析出发,着重对政府垄断土地征收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与损害的结论,进而提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建议。     

农地征用制度:基本矛盾下的产权博弈分析

我国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征地制度对农地所有权的强行征收,直接破坏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致使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清晰且有保障的农地产权制度是运用价格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和关键.现阶段,应当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培育和完善土地交易市场,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农地征收中政府的垄断行为分析

本文从当前土地征收的制度分析出发,着重对政府垄断土地征收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得出在以政府为主导的非市场性低价征收补偿机制下,农地征收前后巨大的价格差使得农民主体的经济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与损害的结论,进而提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私有,明确土地产权,用产权来保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建议.     

征收补偿政策对家电逆向供应链运营策略与绩效的影响

针对由制造商和回收商构成的家电逆向供应链系统,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的理念构建征收补偿政策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采用数理方法研究征收补偿政策对废旧产品回收率、制造商利润和回收商利润的影响,并通过数值算例方法分析有关因素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采取减征环保费的措施下,征收补偿政策实施后资源再利用的效率和逆向供应链成员的效益均比征收补偿政策实施前有所提高,征收补偿政策的实施具有有效性;原材料的单位采购价格和废旧产品的单位回收变动成本等其他因素对提升征收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亦具有重要影响.     

可持续增长约束与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基于1997—2013年省区面板数据的测度

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地资源非农化配置,虽然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基于可持续增长视角,采用面板数据DEA技术,测度我国省区农地非农化效率。在充分考虑农地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后发现,我国目前农地非农化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东部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的区位效应。实现农地资源合理利用,提高农地非农化效率,亟需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资源补偿机制,减少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     

转让股权的土地增值税困境和出路

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函[2000]687号文件提出对转让股权征收土地增值税,这一文件使得税务机关实际工作陷入困境。对转让股权征收土地增值税背离了实质课税原则,违反土地增值税的基本规定,该文件的失误和相关税收政策信息紊乱是产生困境的原因。不应对转让股权征收土地增值税,而应当在企业转让房地产时全额征收土地增值税。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澄清转让股权造成土地增值税流失的误解,妥善应对执法风险,向市场传达正确、清晰的土地增值税政策信息。     

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土地承包法的颁发与实施是为了赋予农户安全稳定的农地产权，以加快农地市场流转，促进农地有效、可持续利用。但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在实施上长期过度依赖于农村集体，因而出现偏差。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地交易费用越低。中国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要求，继续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业发展的目标性、制度变迁的规范性与农地流转的工具性——对经济新常态下农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认识

中国的农地流转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认识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政策外的允许,到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困惑与探索,再到对土地流转的规范与引导,直至形成现代农业发展与生产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这样一个过程。与此相对应,农地制度也发生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平分地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三次质的变迁。所以,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必须与农地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和把握其实质。农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工具,现代农业发展是其根本目标,农地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规范化的要求。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环境。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农地制度变迁规范约束下的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