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对策——基于金融发展、社会保障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社会保障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运用VEC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和社会保障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并且社会保障通过金融发展放大了这一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均衡城乡金融发展,完善农村社保体系,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逐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     

金融市场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通过重测中国金融市场化指数,文章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化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是引发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重要原因。其中,金融市场化、金融组织与业务市场化,从长期看均拉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长期却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抑制作用;与长期相比较,三者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短期内均发生了逆转。故而,促使金融市场化改革向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方向转变,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麦氏指标和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对整体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金融发展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但我国整体金融发展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自我加强的“惯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它均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     

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VAR模型,对辽宁省1978-2005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收入差距呈正向响应作用,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4²012年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惯性效应;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金融发展在客观上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门槛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

国内外学术界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解释。本文则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角度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分析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表现——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融资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随后从所有制歧视、农业的弱质性、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担保物等方面探讨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理,利用1993-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和全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即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除此之外,本文还研究了地方财政支持、就业结构以及地区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按照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中国金融的非均衡发展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基于协整分析,对中国1978～2004年间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制度因素在短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从长期来看,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加快城镇化的进程;短期来看,国家政策因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效果.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根据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虽然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关（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积极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研究综述

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众多而又复杂,其中金融发展是一重要因素。为此,国内外经济学界对此展开了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本文对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进行了整理。     

城市蔓延、地理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城市蔓延的社会福利效应逐渐成为热点研究话题。基于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等多种回归估计方法,分别从城乡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泰尔指数这两个层面考察了城市蔓延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了城市蔓延与地理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蔓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地理集聚则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城市蔓延与地理集聚的交互效应显示,城市蔓延削弱了地理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最后,城市蔓延及其与地理集聚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存在明显的差异。研究结果最终能够为我们从城市结构视角构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财政收支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财政政策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财政收支与城乡收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财政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财政收入则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均衡财政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不显著,这就要求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财政收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对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实证分析

社会保险具有稳定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文章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ECM),利用1993～2010年的相关数据,重点考察了社会保险支出对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险支出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非常明显,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没有影响。     

试论中国社会保障文化的基础和发展策略

一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定受其文化的影响,文化是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社会保障文化发展具有丰富资源和良好基础。文章提出发展中国社会保障文化的五个策略。     

金融监管法的价值:自由竞争与金融安全

分析美国金融法的历史可以看到,金融监管法的核心价值由完全的自由竞争变为单一的金融安全,再转向有安全保障的自由竞争;分析金融法律规范也可以证实,现行的金融监管目标与各种监管措施都体现自由竞争与金融安全的价值追求.过分追求金融安全的价值观是非常局限的,它只能适用于金融不安全的状况;现在的金融效率观不是金融监管法的价值观.自由竞争与金融安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的地位随着金融运行态势的变化而逐步变化.     

加快贵州产业结构调整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贵州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全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偏离,导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最终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民营中小企业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战略举措.     

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动向及我国的路径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使各国纷纷反思其金融监管制度,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意旨在于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保护,《巴塞尔协议Ⅲ》相比以前的两个版本,其监管要求和监管标准都有了进一步提高。监管方要调整监管观念,从关注管住风险,管住金融机构转向促进竞争、发展来降低风险。短期内,分业监管模式与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为符合,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大陆的监管体系应逐步过渡到一行一会,即一个央行一个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模式。     

金融发展、交通设施与居民消费———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半参数可加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条件与中国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１）金融系统的规模扩张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金融系统效率的改善对居民消费则主要表现为倒“Ｕ”型的非线性影响。（２）公共交通和道路设施条件与居民消费的线性关系不同,前者为正,而后者为负,但两者的非线性影响大体一致,均表现为“Ｎ”型趋势。并对如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