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处理内生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引起地方竞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治理不足而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环境管制成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两位码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研究了环境管制成本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环境管制成本较高,履行排放承诺,中国经济付出较大的代价;比较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所有行业平均意义上前者小于后者,但两者的假设检验不显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是上升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分析中,发现存在着绝对收敛趋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详细说明了应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索洛扩展模型、SFA模型、DEA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简单的评述,最后指出不要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更准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意义.     

环境规制、社会责任与我国重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重污染行业治理是环境规制的焦点问题,推动重污染行业转型升级显得格外重要。文章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体估计中,环境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有促进作用,但前者的驱动力更强;在分产权性质估计中,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较高的企业,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中低的企业,环境规制则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且企业社会责任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都要大于非国有企业;在分地区估计中,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的激励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激励作用变化较小,对于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东部地区的激励作用略小于中西部地区。     

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2002-2009年间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TFP波动性较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不一致,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整体而言,技术相对退步是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表明:多数公司的TFP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多数公司具备技术有效性,但个剐公司严重偏低.因此,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和开发,同时提高管理水平,才是企业发展的出路.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DEA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4-2008年中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国有上市商业银行自从改革后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国有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来看,其提高受规模效率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从单个国有上市商业银行看,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进步水平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共同导致的.     

中国高校科研活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以2006—2015年中国高校科研的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和试验发展类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以上三种科研活动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根据其波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基础研究类TFP呈下降趋势,应用研究类和试验发展类TFP呈上升趋势;第二,技术进步率成为影响三种科研活动TFP提高的关键因素,中国有大于五成的省区不能有效、全面地提高三种科研活动TFP;第三,以数据支撑将中国科研能力的分布情况划分为“一类区域”、“二类区域”、“三类区域”、“四类区域”。并针对本文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了改革开放1978-2009年期间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变动的趋势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31省市1019家战略性新兴企业数据，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然后才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进；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存在东部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特征，但结合分解项看西部和中部地区正不断追赶；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行业间差距明显，最高的为新材料，最低的为生物和新能源汽车。文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文章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值法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计算1985~2014年中国平均资本产出份额α,进而估算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涨跌互现态势;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为要素投入型增长。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章基于研究提出,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式解读

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要素生产率由劳动生产率演化而来,它利用价格这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桥梁和纽带,既反映了各类要素投入与产出间的技术经济效率,也反映了价值投入与价值产出的效率水平。在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持续存在的条件下,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刻画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局限,使其难以准确刻画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发生变化,从而成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术语、范畴。使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应用于我国经济建设,既要在认识、应用、发展层面克服其局限,也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框架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在满足时代需要中引导其发展。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     

中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文章在考虑地区间生产效率差异的基础上,利用C-D函数测算出农垦经济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用索洛余值法估算出中国农垦各垦区"十五"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做简要分析,结果发现环境条件是农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农垦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环境约束下长江流域主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我国长江流域2003-2012年24个城市考虑环境因素和不考虑环境因素两种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考虑非期望产出时,技术无效率是长江流域主要城市的普遍现象,各城市之间投入产出效率差异大,但这种差异在逐渐缩小;长江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源泉;多数城市技术效率明显恶化,成为阻碍长江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长江上游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中下游城市;当考虑环境因素时,长江上、中游城市TFP增长幅度明显降低,下游城市开始出现"波特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