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消费攀比

本文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融资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另外,本文所得到的福利成本要稍高于Lucas模型中的成本。本文还发现,当经济中不存在消费攀比时,最优收入税率和最优名义利率都等于零;反之,则最优名义利率等于零,最优收入税率不等于零。     

论加入WTO对中国税制的影响

(1)关税税率的降低并不等于关税收入的减少。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名义关税税率偏高，但实际税率却并不高。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实际关税平均税率只有7．9％左右。关税名义税率降低，实际上是名义税率向实际税率靠拢。这种变化不但不会减少关税收入，而且还因为扩大了进口规模，抑制了走私现象，会带来我国的关税收入和海关代收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长。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文章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越是敏感,则福利损失越小,因此,货币当局应该充分利用利率政策稳定价格水平;(2)名义利率对产出的反应越是敏感,则福利损失越大,因此,货币当局不宜运用利率政策影响经济增长速度;(3)利率平滑对福利的影响不大,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应该直接针对通货膨胀,而不应该追求利率本身的稳定;(4)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的利率政策规则造成的福利损失差别不大,货币当局可以从便利的角度出发,根据上期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水平来设定当期的名义利率;(5)与利率变动相比,货币供应量的变动造成福利损失更大,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步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名义利率能作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指示器吗?

有学者依据费雪效应而提出名义利率是通货膨胀理想的指示器,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真实利率并不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的变化并不一一对应地反映在名义利率的变化上.笔者则认为,即使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只要两个序列是协整的,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货膨胀的变化就会以某个比例反映在名义利率的变化中,名义利率就依然是通货膨胀理想的指示器.研究表明,名义利率适合作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指示器.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政府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干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调节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对策

近十年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但为抑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需不断优化与改革。为解决现有个人所得税适用税表存在的不足,根据最优税模型计算出最优税率,提出将现有税表改成四档税率,最高档改为收入超过免征额8000元以上,对应税率改为49.8%。改进后的税表能纠正近三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导致的高收入群体税负减少的偏差,改善收入差距现状,更好地实现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     

不完全资本市场、预防性储蓄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假设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个体的“自我保险”为持币的主要动机，在总体风险和个体风险的框架下，讨论了通货膨胀对异质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很强信贷约束的不完全资本市场国家，本方法比传统基于MIU和CIA的模型更能反映通货膨胀对中国居民福利的影响。传统的方法低估了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个体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此外研究还表明，平均失业期对个体造成的通货膨胀成本影响很大。那些没有储蓄计划个体的出现减少了所有个体的平均福利。通过对总体风险的讨论，我们发现较高的失业率（平均失业期）将大大增加通货膨胀的成本，而工作分享计划则是一种降低通货膨胀成本的好措施。     

广东省水污染税税率模型构建与应用

基于庇古税理论和环境保护税法,结合Logistic经济损失模型与污染当量构建水污染税最优税率测算模型,并以广东省2008—2015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得出广东省理论最优水污染税税率水平应为27~29元/污染当量。研究发现,广东省现行治污成本难以弥补水污染经济损失,并且其最优税率水平应远远高于现行排污费标准。建议初期水污染税税率从低开征,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并辅以多样税收优惠措施,但其后应逐步提高水污染税税率。     

基于幸福增进的最优个人所得税率机制研究

本文把个体幸福而不是传统的个体收入作为最优个人所得税率设计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从幸福增进的视角对最优个人所得税率机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累进个人所得税制未必是有利于幸福增进的最可取的制度安排,实践中只能依据不同群体在收入和消费等因素上的特点,确定对其实施最优边际所得税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个体越偏好对收入和消费水平进行攀比,越容易习惯过去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对自身未来的幸福度越没有良好的预期,其最优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将越偏高。     

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

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作为政府隐性税收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货膨胀与一般性税收之间的时滞对政府总财政税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政府对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是我国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以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不仅效果甚微,而且以改变居民经济预期的方式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     

土地金融、房地产税与去杠杆

近年来，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对金融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土地金融放大机制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房地产市场发展对杠杆率的放大作用，并评估房地产税在去杠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发现，地方政府采用土地金融方式进行融资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造成宏观杠杆上升。无论是对存量房地产还是流量房地产征税，房地产税均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和杠杆率。福利分析结果表明：在合理的取值范围内，房地产税税率与消费补偿呈U形关系，当房地产税税率较高时，需要补偿的消费比例较大。     

我国水污染税税率设计研究:以工业废水为例

在税收制度设计研究中,尽管税率是调节税负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它是较为直接的和明显的计税尺度,一般不存在复杂的确定和计量原则的规范问题^[1]。然而在污染课税的制度设计中,税率问题却凸现其重要性。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在完全竞争和不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经济世界里,污染税的最优税率应该等于庇古税(Pigouian tax),即税率能够使污染削减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即处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那个点^[2]。具体讲就是,水污染税的税负水平应等于纳税人排污行为所造成的边际环境损失,包括环境损害、人体损害和资源耗损等社会成本^[3]。     

财政政策、收入再分配与居民福利——基于Bewley模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拟

基于Bewley模型,引入劳动效率异质性、收入流动性以及市场不完备性假设,测度了一揽子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差距及其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转移性支出可以缩小总收入差距,替代率从0.1升至0.9,可使基尼系数降低4.2%,同时伴随着福利水平的降低,且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损失大于失业保障。其中,劳动效率高的人群福利损失最大;改变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消费支出占比没有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可使人均社会福利最大提升1.5%;当所得税比例税率从0.1提高至0.25时,基尼系数相应降低了1.23%,人均总福利也随之降低1.03%,且超额税率的福利降低程度高于比例税率。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上述政策缩小收入差距与损害社会福利的具体机制与微观证据,最后,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对最优的财政政策组合进行了分析比较。     

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分配效应研究

本文在一个引入房地产和居民抵押贷款约束的异质性个体世代交替模型中,加入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以匹配中国的现实税制结构,并依据中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在此基础上引入房地产税,研究房地产税的税率和免征额调整以及从消费税向房地产税的税制结构转换对宏观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普遍征收房地产税对消费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最终影响要看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总产出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呈倒U型变化,而房地产和总财富分配差距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而扩大。第二,合理的免征额设置是实现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功能的关键。第三,在合理设置免征额基础上,实行税制结构转换可以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消费。本文实现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同时研究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与分配效应,有效解决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静态模拟所存在的动态不一致问题,为房地产税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税制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不完全资本市场、预防性储蓄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假设不完全资本市场条件下个体的自我保险为持币的主要动机,在总体风险和个体风险的框架下,讨论了通货膨胀对异质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很强信贷约束的不完全资本市场国家,本方法比传统基于MIU和CIA的模型更能反映通货膨胀对中国居民福利的影响。传统的方法低估了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个体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此外研究还表明,平均失业期对个体造成的通货膨胀成本影响很大。那些没有储蓄计划个体的出现减少了所有个体的平均福利。通过对总体风险的讨论,我们发现较高的失业率(平均失业期)将大大增加通货膨胀的成本,而工作分享计划则是一种降低通货膨胀成本的好措施。     

中国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分析

本文在卢卡斯理论模型基础上,拓展并构建了估算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理论模型,采用中国1978-2005年度数据估算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并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波动福利成本的跨时差异性。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取决于居民收入波动率和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相同时,总体来说,在1978-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在考虑跨时差异性情形下,在1978-1992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但在1993-2005年间,城镇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却小于农村居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横向比较结果显示,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大于消费波动的福利成本。在中国转型期,随着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改革进程的逐步展开,居民会提高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预期,因此中国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