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创新投入门限效应研究

在经济增长依托于创新驱动的新时期,采用熵权topsis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水平指标,结合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创新投入对金融驱动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创新投入对金融驱动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且存在边际递增效应,而中西部地区并不存在该门限效应,同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发展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提升创新投入会减少这种差距。     

珠三角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出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选取2000-2012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珠三角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金融市场效率起到抑制作用,FDI总量以及由金融发展所决定的FDI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显著。     

区域金融发展与FDI流入规模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2001年到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OLS回归模型探讨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流入规模之间表现出了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国的金融抑制现象仍然较为严重,迫使众多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而寻求与外资的合作,从而推动了FDI的大规模流入。对此,我国应推动金融深化进程,减少被动融资型的FDI,鼓励国内企业和外资在技术研发等领域开展多层次高水平的合作,为本土企业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FDI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运用200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对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量,而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结果发现: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受金融发展的制约,即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FDI溢出效应大,从而更好的促进了技术进步,反之亦然.     

金融发展与FDI流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重庆市的分析

2009年,重庆市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致力于打造结算类金融中心。而随其金融要素市场的日趋完善、金融创新机构的不断发展,各类金融中心的相继建成,当地的金融发展环境将得到很大程度地提升。对于地处西部的重庆市而言,无疑为吸引FDI提供了新的筹码。由此带来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流入与各项外溢效应相结合,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门限模型分析

运用Hansen静态面板门限模型,以金融发展门限变量,研究了1994年1季度至2014年1季度,中国29个省级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门限效应。当金融开发超过4.1407第一个门限值时,其对经济的增长达到0.21,接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低于第二门限值3.8848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不足道,且不太显著。固定资产投资、消费支持、出口余额、政府支出和劳动投入都符合理论预期,但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东部由于金融发展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增加,中、西部依次递减。     

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基于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全局ML指数测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工业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进行测算和评价,并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动态性,综合采用组间FMOLS和DOLS、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贸易开放和FDI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揭示:出口贸易的低水平扩张和全球价值链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但不同地区的出口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效应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仍存在较大差异。进口贸易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并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有明显的互补效应,但不同地区吸收进口贸易溢出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形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门限效应。FDI并没有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水平有明显的替代效应。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终是备受瞩目的领域。本文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数理模型导出：地区金融发展的速度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的大小由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决定,在理论上存在着门限效应。通过应用门限回归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门限效应这一结论。     

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定西市普惠金融减贫效果非线性分析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抓手。文章以全国扶贫攻坚区定西市为例,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与贫困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定西市普惠金融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普惠金融才能显著影响贫困水平。     

金融发展、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广州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广州1979~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广州金融发展、FDI及两者交互效应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FDI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两者交互效应不能优化产业结构。本文最后就优化产业结构提出建议。     

FDI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呈连续增长趋势,FDI也产生了一定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利用2004-2007年各省市的相关数据,对外资在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行业的创新能力有一定的溢出效应,且不同的区域影响程度不同。     

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7个省份1978-2012年3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中国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测度了消费率的拐点数值。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单一门限效果,其门限值为59.85%,门限值两边影响系数分别为正相关、负相关,即我国最终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倒V型关系。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分析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和“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双向FDI对绿色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绿色创新效率,考察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市场化水平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升但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较为接近,与东部地区相差较大;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市场化水平双重门槛,随着市场化水平提升,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下降趋势并且由正转负,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上升趋势并且由负转正,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     

金融发展、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视角

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引入Hansen门限模型考察了腐败行为与企业家“双创”精神之间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结果表明：腐败行为发生对企业家“双创”精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抑制效应存在金融发展的门限特征。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腐败行为对企业家“双创”精神的负效应将不断衰减。从企业家“双创”精神的不同视角来看,创新精神比创业精神需要更高的金融发展门限值才能弱化腐败对其的负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创业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较东部地区更高,而创新精神的金融发展门限值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研究成果在充实企业家“双创”精神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与提高金融水平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广西区域物流发展与FDI分布关系研究

构建区域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广西14个地市的07年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各地市的物流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通过相关性分析揭示了区域物流发展与FDI分布的关系,最后对广西的重点地市如何发展物流产业来吸引外商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广西区域物流发展与FDI分布关系研究

构建区域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广西14个地市的07年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各地市的物流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通过相关性分析揭示了区域物流发展与FDI分布的关系,最后对广西的重点地市如何发展物流产业来吸引外商投资提出了一些建议。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1987-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哈罗德生产函数对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数理分析,并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对重庆市1987-2006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目前重庆市FDI的吸收规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和FDI的相互作用却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强调金融和国外投资的协同发展,比单纯强化一个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力度更明显。     

金融发展与FDI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1990～2015年期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对商贸流通业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FDI对商贸流通业具有负向作用,并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增大而降低,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而增强。此外,分地区回归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FDI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它在东部仍然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具有了对商贸流通业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具有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