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善恶论》──与王珏先生商榷

我看《善恶论》──与王珏先生商榷陈影观拜读了１９９５年第四期《经济师》争鸣栏所刊登的王珏先生撰写的《善恶论》，笔者也正如《经济师》同年第７期争鸣栏所刊登刘冬先生撰写的《善恶论读后感》一文中所写的：“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实在赞赏王珏先生对社会问题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的几点质疑”的质疑──与王珏先生商榷

“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的几点质疑”的质疑──与王珏先生商榷朱沁夫王珏先生在《经济师》杂志１９９４军弟１２期上发表“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几点质疑”一文，笔者拜读之后，很为王先生的理论勇气所折服，但对他的观点和论证却不能同意。王先生文章的观点归结起来...     

再论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兼回答罗珉先生之“商榷”

《经验学派的方法论研究》一文曾对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价。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验学派方法论的特点，从基本前提和适用范围的角度探讨了经验学派方法论的发展途径，并讨论了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在管理学多元化研究范式中的意义及其定位。     

关于理论发展和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几个问题─—与王珏先生商榷

关于理论发展和理论为现实服务的几个问题─—与王珏先生商榷关柏春王珏先生在《经济师》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撰文，密切结合现实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新颖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笔者...     

我亦论分配──兼与华定谟先生商榷

我亦论分配──兼与华定谟先生商榷郭庆海有幸能在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经济师》杂志上读到华定谟先生的《分配再论》，深为华先生的文章所折服。尤其是华先生在文章第二部分对分配的基本规律和分配的几种不同形式的论述，我是要大大为之击节叫好的。但我同时也对华先生在...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吗——与吴敬琏先生商榷

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市场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与一定经济、阶级相联系的历史范畴。我国要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采取对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的政策，而不是其它。     

应当崇尚什么样的学术争鸣风气──就《我看＜我看善恶论＞》答王珏先生

应当崇尚什么样的学术争鸣风气──就《我看＜我看善恶论＞》答王珏先生陈影观王珏先生大作：《我看＜我看善恶论＞》，笔者是５月２０日才间到的，只见满纸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本想一笑置之，不屑回应，但又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因而勉草此文，予以回敬。《史记》在《...     

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

《资本论》发表距今已经140多年了。然而,《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是否仍然有效,在目前好像越来越成了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在与时俱进的背景下,如果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不论,学术方面的分歧和争论,无疑有助于《资本论》经受各种理论的挑战和挑剔。基于此,笔者针对胡培兆先生指认的《资本论》中已经过时的那些原理,提出六点不同看法。     

公司目标之我见——兼与熊峰、乔新生先生商榷

<光明日报>于2000年4月4日刊登了熊峰先生的文章<也谈公司的目标>,2000年5月30日又刊登了乔新生先生的文章<现代公司的目标选择>.熊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经济中,仍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公司目标这一假说,似乎难以解释新的客观实际.""更全面、综合、深刻的公司目标应该是: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乔先生的基本观点则是:"公司作为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其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营利."     

GDP的计算方法要改变吗——与仲大军先生商榷

本文对《港澳经济》杂志１９９９ 年第５ 期刊载的《中国经济新特点》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春秋时期金属铸币起源研究——兼与段颖龙先生商榷

金属铸币起源是经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段颖龙先生在《东周钱币起源契券考》一文中提出东周钱币起源于契券。对此观点,本文从历史、考古、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综合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春秋时期金属铸币是金属称量货币和实物货币相结合而产生的。     

怎样量化分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赵华荃先生商榷

量化分析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只看经营性资产比例,没有理由把资源性资产排除在社会总资产之外。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作为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发展生产力和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的物质条件。经营性资产占比不是判别公有制地位的基本标准。把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结合起来进行量化分析,就会看到我国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     

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

观察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仅观察国有企业产值大小、获利多少,更重要的是要观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支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它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即观察它的总投入产出比。国有经济延伸效率相当高,按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比全社会产出率高50～70%,按产值增长率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0%。国有经济不仅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私有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效率之所以高,是由于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基础,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掌握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经济命脉;能够从全局出发,实施发展战略,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发展国有经济,不是"双重拖累",而是"双重促进"。     

比较利益理论再探讨——与杨小凯、张永生先生商榷

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以两种产品两国贸易为实例，给多种产品或多个国家贸易的比较禀赋优势说留下思索空间。反对比较优势学说的人们试图给出反例，并认为比较禀赋优势说已被推翻。本指出一些所谓的“反例”并不能称其为反例，新贸易理论也并不与比较禀赋优势说相悖，比较优势说仍然有其生命力。     

国有资产债权化模式不具可行性——兼与刘恒中先生商榷

<正> 国有资产以股权形式投入国有企业运营,这是“国有企业”题中应有之义,迄今也是这么实践的。但是,由于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问题异常复杂,所有权虚置现象普遍存在,致使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资产流失,缺乏活力。在这种形势面前,有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国有资本要解决好委托—代理问题,在股权化模式下把国有企业搞活简直不可能。于是他们提出了国有资本债权化模式,主张让国有资本坐收固定利息。刘恒中先生的观点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他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上发表的题为《国有资本雇佣制度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文章(以下简称刘文),对股权化的不可行性和债权化的好处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刘文首先把股权化模式定性为“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工资收入被当做生产成本事先固定下来,而资本收益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目的。因此,它与资本主义性质相符合,却与社会主义性质不相符合。此外,在资本国有制下,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还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资本的代理人不可能象私人资本所有者或其代理人那样高度关切资产利益,国有资本利益的被侵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国有资本不可能有理想的代理人”。二是国有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关柏春先生商榷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在马克思开创的经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事实进行科学分析,进而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而绝不能以对其的任意歪曲作为所谓“理论创新”。     

也论项目制的运作与效果——兼与黄宗智等先生商榷

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之一的项目制,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学界的批评,甚至有学者认为项目制遵循的是逐利价值观下的“权钱结合”的运行逻辑,展示的是“官商勾结”.然而,更为普遍性的案例研究发现:介于科层化与市场化之间的项目制,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相适应,仍然是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有效形式.在刚性的制度安排下,项目制在调动地方政府的行政积极性、提高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仍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项目制仍需要优化其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以提高其应有的效果.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何在——与吴敬琏先生商榷

我国当前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腐败和垄断,而是来自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非公有制经济过度膨胀;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表现在城乡之间、东西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回避我国基尼系数过大的主要原因的事实,会严重误导舆论和当局寻求解决基尼系数过大问题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