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研究

以非法取证作为集中表现的侦查行为违法在我国相当突出,绝非偶然,其危害性早已经显露无遗。在立法规范主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仍然起不到效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刑事侦查手段依旧强势的时候,借鉴司法审查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非法证据或刑讯逼供等非法刑事侦查手段司法审查的制度不失为良策。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之可能性既在于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也在于中国实践的客观需要以及积极的尝试。我国对刑侦司法审查需要跨越的障碍包括对侦查行为的性质定位以及对现行立法的否定,我国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目的在于预防而非补救或追责。审查的模式包括单独审查和一并审查;审查的具体方法有司法令状、当庭辩论、适用确认违法判决方式等。     

侦查阶段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理性思考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就是辩护人。基于控辩平衡、维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考虑,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单独会见权和通信权。在现阶段,赋予律师侦查环节上的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与侦查权相冲突,不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环境,是不可取的。     

侦查阶段检察权的制度探析——对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反思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手段,是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反腐倡廉的必要工具,是检察权中最具威力的一项职权。但是,我国现行的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地方,限制、弱化了检察权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发挥,需要我们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制度建设深入研究,以期在今后立法中继续完善。     

侦查权的司法控制问题研究

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既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必然要求,也是各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通行做法。但是,我国长期坚持“以侦查为中心“,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这导致了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屡禁不止。本文首先从侦查权的概念、性质入手,通过比较和分析域外各国有关控制侦查权行使的制度和经验,并结合我国侦查权行使的司法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论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制度,它合理地处理了刑事侦查权和检察权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保持两者的距离和张力。该项制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体系,在引导原则、主体、范围、方式等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改革侦查体制 建设法治社会

受市场经济发展和司法改革运动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侦查机关及时正确破案与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大大提高，不再甘于成为侦查体制的专政对象。侦查体制必须从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刻的本质进行改革，革新侦查观念、改善侦查程序、更替侦查模式，才能适应司法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     

如何认定公安行政行为与侦查行为

公安机关具有双重职能 :一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产生的刑事侦查职能 ,即公安机关有权对其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立案并采取侦查所需的强制措施。二是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产生的行政管理职能。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下 ,公安机关上述两种职能分别有不同的法律意义。在作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 ,公安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可以受到法院行政审判的司法审查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 ,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作为刑事司法机关行使侦查职能时 ,公安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则不属法院行政审判的审查范围…     

论“警检一体化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警栓一体是指侦查职能和起诉职能的合一，检察机关同时享有侦查权和控诉权，而不是只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组织结构上的合一。我国不能照搬“警检一体化”模式，而应当在吸收借鉴“警检一体化”优势和长处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侦查监督，加强警检关系中的相互制约，解决目前警检关系制约不力的问题。     

侦查活动监督权的现实困境及重构建议

强化侦查活动的监督权,是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基本途径。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活动监督权的立法不完善、措施乏力等原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建议以后的检察权改革要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更多的调查处分权和审批权,逐步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模式。     

我国侦检关系探索

我国目前的侦检关系滞后于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不利于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改革我国侦检关系，主要应从撤案检察监督、强制性处分审查、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面进行。     

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具有必要性，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但是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有必要受到检察监督。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不宜直接处置刑事和解案件，而是应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和自愿性进行充分审查，如果认为确实符合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可以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反渎职侵权侦查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是检察机关监督国家公职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通过行使侦查权来实现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但是目前在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因侦查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了这一功能的发挥,本文就如何健全现行侦查机制略抒己见,希望对司法实践有所裨意。     

论我国逮捕程序的行政化问题

在我国,由于司法权被排斥在侦查活动之外,导致我国的逮捕程序存在着行政化的问题,其结果是我国的逮捕程序不仅缺乏有效的监督性,而且使被逮捕人丧失了有效的司法救济权.只有将司法审查原则应用到逮捕制度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逮捕程序的行政化问题.     

“视觉之远眺”——警察证人制度中国之构建

警察出庭作证有利于抑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它不但是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也是对侦查行为事后司法审查的体现。实践中警察碍于“风险”回避作证，导致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形同虚设，建构这一制度则需要立法者的眼睛在英美法系和中国法律之间来回穿梭。     

基层侦监部门在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后如何加强对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制约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切实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办案现象而在近期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它对于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加强对自侦案件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有人员素质、力量、思想观念、办案制度、工作机制等还存在与之不相应的地方。应当强化对自侦案件监督的观念．坚持下级服从上级、法制化、保障司法公正和简便易行等原则。     

试论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在司法改革中，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是一个热点问题。有意见认为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权力过大，主张将这种权力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另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应由检察机关行使。笔者同意后者，并将从几个方面论述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合理性。     

案件侦查模块化结构重建探析

信息化时代拓展了侦查手段和技术应用的空间，侦查常模面临冲击和挑战，侦查模块结构就是范例，加强其研究是对侦查理论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是对侦查实务的规制、细化和指导．是对理论误区的澄清和效能的助力；本文在明确其内涵、演变。了解典型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启动侦查、延续侦查、深度侦查、终结侦查四模块结构框架。     

由一起高坠事件现场勘查引起的思考——浅谈侦查实验在现场勘查中的作用

侦查实验是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为了证实某一事件或事实能否发生或怎样发生，按原有条件将该事件或事实加以重演或进行试验的一种侦查活动。侦查实验通常都在现场进行。也叫现场实验。     

秘密侦查中的权利保护研究

秘密侦查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重要侦查措施，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犯罪证据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有效揭露、打击、遏制刑事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因其高度的隐蔽性、强制性也使得它具有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侵犯的缺陷。这种功能上的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秘密侦查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充分可靠的法律依据。     

公诉权与侦查权关系及其配合缺陷对策探讨

在公安与检察两个部门中,侦查与公诉两项重要职能在追求打击犯罪、惩治犯罪、保护人权的目的性上是一致的,但两者职责目的的差异与司法实践中两者配合上的缺陷很大程度上又削弱了这一目的的实现程度。文章对实践中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关系状况及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