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民间商会内部治理结构之完善

中国民间商会作为联接政府和企业的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我国地方民间商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状况分析,却普遍存在着结构残缺和失衡的现象。为此结合民间商会的职能属性和角色特征加以改革和完善,对于实现其公共治理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形成历史与角色特征

中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是我国公共管理系统中重要的治理主体。作为互益型的经济中介组织,其功能的覆行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民间商会形成脉络和演进路径的梳理和透视,旨在剖析我国民间商会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属性,从而为民间商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基本理论铺垫和分析思路。     

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各种商会在市场上逐步风起云涌,商会在社会市场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首先简要的概述了商会组织治理和治理结构的含义、商会组织的功能分析以及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同时分析了当期我国商会组织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提出了有效治理我国商会组织的政策性建议,使得我国的商会组织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中国民间商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53年，简称全国工商联。其性质和地位可概括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全国工商联又称中国民间商会)，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中国民间商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53年，简称全国工商联。其性质和地位可概括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全国工商联又称中国民间商会)，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商会的社会管理作用与策略研究

通过国内外商会在社会管理中作用的分析和归纳,认为商会在扩展社会管理中的民意表达空间、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支持企业发展和提供服务及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商会自身发展中的不足影响其社会管理作用的发挥,需要从人才、治理体制、绩效评价和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转型期天津商会的功能与定位研究

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与天津商会的发展 （一）市场治理与近代商会的产生 市场是商品供应者和需求者进行交易的一种场所，同时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制度和方式。市场通过价格和竞争机制，引导交易者的行为，达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交易者之间自发地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制约着彼此的行为，达到了自律和互信，进而实现了市场的自我治理。     

商会2.0时代

"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途多舛。"史学家朱东曾经这样感慨几个世纪以来商会在中国的发展足迹,却并不足以模糊这一经济组织在历史厚重的进程中时常闪现着的斑驳影像;同样地,也并未能预言商会组织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生长路径。温州商会在全国的率先成立与发展,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多数学者的眼中,温州因其偏重于社会自主治理、工商业经济和重商精神的传统,加之创业精神浓厚,当地的民营企业在经历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集团演化的过程中,民间商会作为一种互惠性合作平台应运而生。随后,温州商会在行业治理、社会管理、政府互动及至商会内部发展等多方面均有不俗绩效,成为国内诸多商会的仿效对象;作为聚集在外经商的"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异地商会机构则因其雄厚的资本背景     

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变迁

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状态制约着商会功能的发挥。早期商会多是自发组织,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与政府保持着合作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发展,因其性质和生成方式不同,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具有行政化特性的商会,缺少自主性,另一方面是自愿组建的商会具有较强的自主特性,但同时也受到了既定制度框架的制约。当下商会的走向应是走出行政化,走入社会化、市场化的自主发展轨道。     

从非合作到合作:地方政府与商会间治理关系的转变

现代经济社会需要商会组织的扩大发展,从而缓解由"政府失灵"引起的社会矛盾、减轻由"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影响。然而,既有的双重管理体制限制了商会的发展规模、影响了其经济社会功能的发挥。地方政府与商会间的权力博弈是推动管理体制转变的内在动力,当两者的博弈从非合作转向合作时,商会组织才会更好的发挥其多元功能,地方治理才真正实现。面对政府与商会实现合作过程中的现实局限,必须不断提升商会的自治能力、加强政府监管,同时创造完善的立法环境。     

Estimating the optimal hedge ratio with focus information criterion

In recent years, the error‐correction model without lags has been used in estimating the minimum‐variance hedge ratio.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use of the same error‐correction model, but with lags in spot and futures returns in estimating the hedge ratio. In choosing the lag structure, use of the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and recently proposed focus information criterion (FIC) by G. Claeskens and N. L. Hjort (2003) is suggested. The proposed methods are applied to 24 different futures contracts. Even though the FIC hedge ratio is expected to perform better in terms of mean‐squared error, the AIC hedge ratio is found to perform as well as the FIC and better than the simple hedge ratios in terms of hedging effectiveness. © 2005 Wiley Periodicals, Inc. Jrl Fut Mark 25:1011– 1024, 2005     

我国民间商会管理体制法律重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商会统一立法的阙如和管理体制相对落后,导致工商联所属的民间商会组织无法获得应有法律地位和权利,而且在发展中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如何在分析目前政会关系的基础上,找寻民间商会管理体制的缺陷,并对其进行法律的重构直接关系着民间商会健康、良性之发展。     

Addressing the cross-boundary missing link betwee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firm competenc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CPA) and firm competencies. By adopting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we identify the influence of a firm’s relational CPA and participation CPA, and its two types of institutional capitals, form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FIC)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IIC), on the firm’s competencie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multi-informants in 303 Chinese firm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ms’ institutional capital (IIC/FIC) partially/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A and firm competencie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 evidence that how nonmarket strategy, such as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ffects a firm’s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then its competencies.     

香港的“再出口”和“转运”与中美贸易统计差异

有关中美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中国产品内贸易发展的国际地位与地理方向特征——基于电子机械类产品的经验研究

对中国电子机械类产品内贸易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产品生产的低端环节或价值链的低附加值部分,但已经出现产品生产环节或价值链环节的攀升现象。从贸易地理方向上看,中国电子机械类产品内贸易已经从明显的三角贸易模式逐步转为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去,具有明显的全球价值分割的特征。鉴于全球产品内贸易的深入发展,欧美不断引发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是不公正的。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Metal prices made in China? A network analysis of industrial metal futures

In addition to being the world's greatest consumer and producer of industrial metals, China now also features the most actively traded industrial metal futures contracts worldwide. To examine China's role in the global price formation process of industrial metal futures markets, we use a sample of 29 futures contracts traded on ex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India, and China. We estimate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 and conduct variance decompositions, which are then visualized in the form of network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 despite its role as key actor in both real and financial industrial metal markets, is a price taker.     

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1985-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理论上看,环境管制与外资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从实践上看,我国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且各地区的环境管制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外资分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规制不是引起外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外资是引起环境规制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

高科技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强大的生产力,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其作用和地位也逐步得到人们的承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趋势。极大加快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化进程。本文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现状的分析,发现当前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改善我国高新技术出口提出一些建议,以利其在国际市场上深扎根基,从容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     

三角贸易模式对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扮演着加工装配地的角色,即从日本、韩国等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品,经过加工装配后再将最终产品出口至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从而形成了三角贸易模式。中国对美出口的快速增加与三角贸易模式的发展密切相关,文章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的增加和三角贸易模式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因此中美贸易失衡主要不是一种双边贸易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