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趋于理性 行业结构优化较为明显——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调查报告

为了解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情况以及国家遏制部分行业固定资产过快增长的有关宏观调控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省企业调查队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汕头、惠州、东莞七个市对2001年以来省及各市新批准立项382个投资项目(投资5000万元以上新建项目、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商业信用促进企业投资增加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从投资的角度剖析商业信用融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短期商业信用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并基于2007年~2012年的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使用促进了企业投资支出的增加;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商业信用的投资行为,民营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的使用显著地提高了投资支出。     

加入WTO后外商投资行业分布变动的检验分析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使我国迅速跨入了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行列,与此相随,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结构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市场化地位”没有得到认同,由于外经贸政策的透明度不高,加之外资投资行为的天然偏好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行业间的不平衡分布在所难免。比如,郭克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偏好增加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1]赵晋平认为,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存在差异性影响。^[2]     

行业差异和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大中型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2010年我国27个大中型制造业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创新资源和行业结构对TFP的直接影响作用,并将FDI作为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模型,分析了创新资源和行业结构通过影响FDI进而对TFP产生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财力资源、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外向度对FDI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对TFP有正向作用,但弹性系数较小。     

统一货币政策能为不同行业带来相同的产出效应吗?——基于投资的角度对工业行业36个分类进行研究

本文运用2005-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36个分类的月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行业产出增加值的非线性特征,对不同行业构建VAR和LSTVAR模型进行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统一货币政策下,各行业产出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当超过行业平均投资额或平均投资增速的132%时,行业产出对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呈现正向影响。     

FDI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特征——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获得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使之更好服务于产业创新能力提升成为研究热点.高技术产业以其高知识密集、高成长、高辐射的特点而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力量.笔者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考虑滞后期影响下,检验了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3位码行业1999年～2008年的FDI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并分析了效应显著行业所具有的特征.结果表明:电子元件制造、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和仪器仪表制造溢出效应显著,且具有适中的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低的吸收能力、适中的外资参与度、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以及适中的对外开放度等行业特征.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商业信用渠道吗?——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基于2004年~201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商业信用渠道的存在,发现紧缩期商业信用替代银行信用支持了存货投资增长,从而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仅国有上市公司与银行依赖性较弱的公司中存在显著的商业信用渠道效应,这一渠道的传导具有异质性特征。     

产能利用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的面板数据协整研究——基于制造业28个行业样本

本文采用1997～2006年我国工业制造业28个行业的有关数据,在使用成本函数法测度产能利用率的基础上,应用面板数据的协整理论对产能利用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产能利用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二者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产能利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强度对于各行业来说存在着显著差异性。同时,部分行业产能利用水平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的结果也说明,由于厂商对未来需求波动的预期和现实总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致使产能利用的调整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进而导致投资"潮涌现象"的发生。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

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利用细分行业的数据对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对“成本导向型”FDI有着不利的影响,但促进了“市场导向型”FDI的投资。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非均衡增长研究——基于行业数据的面板分析

本文搜集与整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中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来考察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了外资的大量流入。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选择行业时最先考虑的因素是行业生产规模,其次是规划规模,然后是生产成本,而研发费用支出对促进FDI流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对工业数据进行协整及误差修正分析却发现,从长期来看研发费用的支出对FDI的吸引作用很大。这两个不同的实证结果充分说明,与工业相比,中国的其它行业还需大力开展研究与开发,以吸引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路径检验 ——基于对空间计量方法的嫁接

创造性地对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相关性思想进行嫁接利用,在思路方法上进行开拓,构建反映同行业内企业间相互联系与各行业间相互关联的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并以制造业为例,对O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内和行业间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对行业内路径的检验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同行业内其它企业ODI活动的影响,行业内企业通过ODI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之后,又通过企业间各种竞争合作关系促进同行业其它企业生产率提高,行业内路径由此得以验证。对行业间路径的检验表明,各行业通过ODI促进本行业技术进步之后,又通过行业间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对其它关联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且产业完全关联下的促进作用大于直接关联,由此行业间路径得以验证。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A股证券市场2003-2005年的经验数据

行业专长是会计师事务所专业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为了验证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把行业专长细分为一般行业专长和熟练行业专长,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运用2003-2005年我国证券市场数据,证实了行业专长有助于会计师事务所获得更高的审计收费.     

外商直接投资在华行业分布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性研究——基于2004—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5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以及我国产业结构特点,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不同行业的流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我国的第二产业,并且流向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在逐年增加,这在一定程度匹配了目前我国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结构.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     

污染型行业区域布局的转移趋势——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在Battese and Coelli(1992)模型基础上,采用非中性技术进步超越随机前沿模型,对2003-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7类污染型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各行业在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情况。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在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都比东部地区要高。从经济效率来看,大部分污染型行业势必在未来布局选择上会倾向于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都相对较弱,污染型行业向这些地区大规模转移必然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此,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污染型行业的优化布局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基于2005—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索洛余值"法建立扩展型索洛模型,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计算模型的弹性系数,利用2005—2012年中国铁路行业的面板数据,计算了技术进步、政府投资、非政府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等对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并分析了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颁布实施以来铁路行业产出变化的驱动因素。得出结论:近年来中国铁路行业的巨大成就与技术进步和政府投资密不可分,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和支持已帮助中国铁路企业步入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主导的内生驱动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中国铁路行业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新形势下中国资源行业的国际并购战略研究——以华能国际并购大士能源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国华能国际公司并购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案例进行观察,分析其中的并购难题和发展目标,得出中国资源行业在世界经济低迷、新能源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如何稳定并购并壮大的相关结论,并启示我国资源行业应以技术为发展重心。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