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两个维度构建了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效应。理论模型发现,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另一种是收入效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而言,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正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这一理论发现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生育率的正向收入效应与预期寿命的负向替代效应在发达国家中占据了主导力量,而生育率的负向替代效应与预期寿命的正向收入效应则在发展中国家起决定作用。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年均2.7241个百分点。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的正边际效应正在消退,向负边际效应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当前是中国出台提高生育率政策和优化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较佳时期,既能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较小冲击,又能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影响研究

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人口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本文在分析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 从储蓄、 就业和经济增长三个方面入手, 分别建立时间序列分析模型, 通过协整检验、 建立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和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探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 并得出了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升高是居民储蓄率不断提高、 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也引起了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本文最终提出把握新常态机遇,政府引导发展老龄服务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准备应对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     

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在对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黑龙江省2000—2019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Stata16.0对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相关性,老年抚养比对经济的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优化黑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转型分析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调控政策也随之转变,货币政策由大规模刺激转为微刺激和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更加灵活;财政政策的主基调转变为减轻企业税负,增加民生支出,完善社保体系;产业政策以淘汰落后产能、重组过剩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为主。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继续扩大开放,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发起设立国际金融机构,推动自贸区建设,从产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产业输出与产品输出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经济合作,带动各国经济共同繁荣。新常态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表现出新特点: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政策将是连续和稳健的,不再大起大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改革和创新来激发市场经济主体活力;全新的国际经济战略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的焦点问题.研究失衡,不能仅关注投资、汇率等层面的原因,还要探求失衡背后的深层原因.本文用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差异引起的各国储蓄和投资大小关系的不同,来解释各国经常项目的盈余状况和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并粗略预测今后全球经济失衡分布的变动趋势.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其实是"人口红利"期为应对未来"养老"而在海外积攒的储蓄,在老龄化全面到来后,这些海外储蓄还会通过贸易逆差被用掉.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效力评估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 ,对扭转经济增长下滑趋势、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个别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效力不显著的问题。实践表明 ,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是充分发挥政策效力的关键 ,因时制宜地选择政策调控目标是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效力的核心     

经济空间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调整经济空间结构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新的形势下，调整空间结构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提出经济空间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实现途径和措施。     

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与对策研究

利用1998年、2003年和2005年连续三次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和意愿调查和跟踪调查数据,对影响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经济、健康和居住三个方面作了纵向对比分析,研究了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现状、变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对策。     

产业结构失衡与调整的市场机制研究——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再思考

在我国特别是在资源型地区,由于市场机制调节产业结构的机制存在要素自由流动不畅、利益机制传导受阻、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较大影响,导致这些地区往往存在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与产业升级较慢等问题。当前,资源性经济景气下降,诸如山西这样资源型地区的"寒号鸟"们再次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又到了市场倒逼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需抓住我国深入市场化改革的机遇,破除阻碍市场调节产业结构调整机制的多重障碍,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活国企利益机制功能和创新科研机制确立核心技术研发主体等措施,完善市场调节机制,推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走出"调整-反弹-再调整"的结构调整怪圈。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国有经济结构分析与调整对策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中央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的分布仍不够合理，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经济结构的优化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

本文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供给不足出发,提出了２１世纪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四大战略重点,即加强农业保护;发展一体化农业;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工业纳入城市工业体系。     

加入WTO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边境贸易的政策及其机制探析

边境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贸易总量规模小、出口商品档次低、与有关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不平衡、贸易政策不对等。民族自治地方边境贸易发展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边境贸易政策与WTO有关协议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今后,加快发展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贸易,应该从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按照WTO规则和鼓励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和完善现行民族自治地方边境贸易的政策与管理,进一步提高边境贸易的档次,规范贸易行为,以促进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     

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路径分析

公共支出政策作为一种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产品配置问题,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加速和提高资本积累的大环境,矫正市场失灵使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正外部性得以补偿,促使经济增长最优化。     

农民投资行为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

农民投资的行为的演变,是农民在边际收益规律作用下,受利益驱动,相机决策的结果,由此推动着农业结构的转换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是农民,只有激发农民投资的欲望,强化投资能力,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中国贸易战略调整中宏观调控政策的相互协调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进出口贸易地区结构差异显著，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亟待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探求保持中国贸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组合，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我国目前所要采取的贸易战略模式，指出要降低贸易依存度，就必须内需与外需并重，同时，只有通过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政策的相互协调，才能逐步改善贸易条件，重塑贸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