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利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调节资金供求、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一直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某种意义上限制了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弱化了银行间资金成本的差异，使得银行的利润虽得到基本保证，但导致竞争意识下降，对利率缺乏敏感，使得货币政策作用机制受到限制。     

对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开拓经营的研讨

利率在国家严格管理下,商业银行不对利率进行考虑,只要扩大经营规模、搞好服务、降低经营成本就能实现效益。实行利率市场化以后,必将对商业银行的开拓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存贷款的利率都将由商业银行经营者去确定,这就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同业竞争、自身的条件来合理确定利率的高低。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资金市场化,而且可以促进商业银行资金流通加快,风险减小,效益提高。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我国要实现金融国际化，必须加快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逐步放弃利率管制，使利率由货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自主决定，解除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管制，由各商业银行根据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利率标准。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业走向市场的必由之路。     

利率市场化下的商业银行发展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银行系统的完全市场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利率作为重要的资金价格,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巨大,我国商业银行要想与国外同行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利率市场化是必然的选择。国外发达国家与以拉美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给我国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利率市场化从调控与监管机制、利率传导机制和经营自主权等方面对商业银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也将采取相应策略应对这一历史性改变。     

商业银行贷款理论定价与实际操作的差异及思考

利率市场化是一国金融自由化的核心环节,而放松利率浮动区间管制又是整个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步骤。200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放松贷款利率浮动的改革实践,希望逐步培育乃至最终赋予我国商业银行完全自主的贷款定价能力。在中央银行的政策引导下,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对贷款定价的探索,以资金成本、服务理念、利润导向等为基础,初步建立了相应的贷款定价模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供求矛盾、风险考核、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直接导致商业银行的理论定价与操作实践出现明显背离。有效消除这一差异需要商业银行不断根据内外经营环境来修正定价模式,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利率市场化使商业银行获得产品定价权利,商业银行将依据自身经营状况及发展战略,确定和灵活调整存贷款利率水平并对外自由报价,促使银行同业竞争逐渐趋于产品、服务和价格的综合实力竞争。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长期处于严格的利率管制体制下。     

多层次金融市场与金融脱媒

金融脱媒和多层次金融市场是宏观管理部门和商业银行都很关注的问题。“脱媒”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词。狭义地讲，当时是指在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管制条件下，当货币市场利率水平高于存款机构可支付的存款利率水平时，存款机构的存款资金就会大量流向货币市场工具的现象。这个现象直接源于美国Q条例对存款利率的管制，Q条例的实行一方面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低成本资金，但另一方面使人们感到将存款存到商业银行是不合算的。因此就有一些机构提供类似于存款的工具，以逃避Q条例的限制。广义地讲，金融脱媒不仅是指存款资金直接流向高息资产，而且是指资金需求方抛开金融中介，直接在货币市场发行短期债务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资金，可能不再向商业银行借款，而是直接在市场发债、发股票或者短期商业票据。对银行来说，就面临存款的转移和贷款需求的减少。     

关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利率作为金融产品的价格，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领域的价格改革。对人民币存款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并没有消除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利率风险，反而使其带有显著的政策性特征。在社会资金运行发展到利率风险转嫁机制已初步形成的情况下，利率管制使商业银行在利率风险管理上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利率风险向银行体系的积聚。本文提出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关设想，进而提出了现阶段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并客观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中存在的利率风险，从而对商业银行构建利率风险管理机制提出了若干设想。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商业银行风险控制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给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带来新的课题根据麦金农和肖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政府为鼓励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常常人为压低利率,形成"金融抑制"。要取消国家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使利率正确反映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实行"金融深化",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扬。这种利率较大幅度的上扬以及由于市场资金供求变动所引起的利率的频繁波动必然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1996年,美国学者L.Kaminsky和M.Rein-hart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利率自由化和银行危机的发生呈正向显著关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新风险和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率市场化引起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加剧,增加了银行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由于利率既定商业银行的竞争主要集中于服务质量、营销机制等方面。而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的竞争将围绕资金价格展开,竞争将更加残酷、更加激烈,甚至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和中小商业银行退出市场,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将大大增加。以美国为例,利率市场化以后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银行倒闭的数量不断增加。从1980年开始,银行倒闭家数开始突破两位数,并且与日俱增,从1985年起达到三位数,在1987-1991年的四年中,美国银行倒闭家数每年平均达200家,最高的一年甚至达到250家,差不多一天要倒闭一家。这些倒闭的银行通常都是小银行,但1990年倒闭的新英格兰银行却是大银行,造成很大的影响。     

山区融资主体对利率变动敏感性及效应实证分析

人民银行从2004年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并放开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后,迈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利率变动较敏感,效应存在差异性,商业银行不如农村信用社表现突出,主因是基层商业银行没有资金定价权和贷款权,农村信用社垄断经营利率浮动空间大.提出增加银行审批权限和定价权、引入竞争、改善融资环境等措施,才能充分发挥利率杠杆作用.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