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身份困境及社会后果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动,30年过去了,他们中有许多早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制度对他们的身份认可却严重滞后。目前农民工存在着被看做农民、被看做工人、被看做非工非农等多种身份标签,身份压力由此产生,并酿成多种社会不良后果。中国现有农民工社会制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农民工有关,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因而围绕农民工的相关制度改革宜早不宜迟。     

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何以延续?——基于信任视角的分析

从信任视角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延续的内在机制。进城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的延续主要源于来自农民工群体内的拉力和城市社会的推力。农民工群体内的拉力包括:迟早要回到一种重复性博弈的农村生活状态、初级群体的社会相似性和对成员声誉的了解、弱势群体地位的影响。城市社会外群体的推力主要指:农民工的社会污名化、农民工对城市社会风险的自觉规避、信任机制的缺失。     

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非公平性的实质与根源

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不以其劳动力供求为导向而长期偏低甚至被扭曲、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一致所透露的非公平性,直接取决于农民工在其工资决定中的弱势地位,包括供求弱势、机会成本弱势、人力资本弱势和劳动力市场属性弱势。而农民工的弱势性又根源于具有显著城市偏向和歧视因素特征的城乡关系,正是后者通过对农业生产收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决定了农民工的上述弱势。农民工工资水平问题实际上根源于重城轻农、抑农的城乡关系,而改变这种城乡关系、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则是实现农民工工资水平公平性的前提。     

身份与社会联系：农民工市民权问题的反思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市民身份及"市民权"作为农民工身份与权利的流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市民身份的边界排斥及市民身份内涵变化的分析,探讨市民身份及权利作为农民工公民权流向的可行性,为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径.     

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整体网络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讨论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无论社会支持网络,还是社会讨论网络,都有一部分农民工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另一部分则处于边缘位置。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少数个体处于核心位置,多数个体处于边缘位置,男性农民工群体正好相反,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核心成员也较少,边缘成员较多,但两者的数量差异要小于女性农民工群体。总体而言,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核心边缘成员之间在个人属性特征和流动特征两方面都有所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及作用分析——以杭州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社会网络成员的联系频率、联系目的、情感亲密度、熟识程度、互惠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构成,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网络对其求职、城市融入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支持问题研究——基于浙江杭州、宁波、嘉兴、温州四地的调查

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转型过程中面临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居住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情感支持弱等社会支持严重缺失的现状。本研究从政府、企业与社会支持角度出发,探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的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工社会救助支持网络的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但由于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分离,以及我国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使其社会保障权利被边缘化。这样的状况非常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该文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角度出发,首先对农民工现有的社会救助支持网络进行了描述,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新型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支持网络,这个社会救助网络包括由政府参与的正式支持网络以及其由非政府组织、社区和亲戚朋友所组成的自发支持网络,能够为受助农民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农民工职业状况的社会网络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状况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状况,并发现:只有微弱的证据能够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而社会网络对其职业阶层也更多地通过间接效应实现。社会网络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在岗位配置上起到明显的作用。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了流动后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因素。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和网络成员的生育行为,以及个体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     

社会网络视角下组织间人才流动研究：相关概念、整合框架与未来展望

社会网络理论为组织基于人才流动的资源获取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方法。然而,现有文献多集中于从社会网络结构视角探讨人才流动对企业行为与绩效的影响,而对人才流动方向、人才类型差异性,以及影响组织吸收人才资源的过程研究不足。鉴于此,在明确企业间因人才流动而形成的企业关系网络概念内涵、特征及分类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文献构建一个包含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影响后果及情景因素等在内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社会网络视角下技术创新扩散系统构建研究

界定了技术创新扩散系统的概念,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了技术创新扩散系统模型,分析了扩散源、中介通道、采纳者等相关节点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从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3个方面提出了敦促采纳者采纳技术创新成果、保障技术创新扩散系统有效运行的措施。     

3D打印颠覆性创新应用及商业模式研究

3D打印鲜明的技术特性和经济特性使之被认为是一项颠覆性创新,与其特性相匹配的应用和商业模式能够帮助发挥其颠覆性作用,带来社会变革。基于颠覆性创新理论,从3D打印目前的应用发展情况入手,讨论了3D打印满足颠覆性创新特征的应用形式,即社会化制造。通过两则企业案例,从价值网视角对社会化制造的商业模式要素构成、内容及关系进行分析,探索其共性之处。最后,根据我国3D打印现状讨论当前存在的不足,为3D打印社会化制造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网络嵌入性视角下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争夺：一个并行中介模型

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争夺是技术管理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基于网络嵌入性理论,构建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关系的并行中介模型。以CNKI《标准数据总库》1980—2019年中国通信行业参与技术标准制定的325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关系嵌入性和度中心性对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关系嵌入性对度中心性和结构洞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利用Bootstrap抽样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关系嵌入性对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的间接影响路径中,度中心性比结构洞的中介作用更大。然而,与预期相反,占据结构洞位置对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该结论有利于推动学术界重新思考占据结构洞位置给企业带来的机会和约束,并为探索结构嵌入性特征与不同类型绩效关系开辟新方向。     

平台战略内核：网络效应概念演进、测度方式与研究前沿

大量研究虽以平台战略为主题,但并未将网络效应这一平台内核特征纳入分析建模,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深度。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效应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网络效应研究经历了3次理论演进,即同边网络效应向跨边网络效应演进（内容）、网络效应是什么向网络效应有何影响演进（作用）、网络正效应向网络负效应演进（后果）。三大演进从网络效应测度方式和行业情境中亦可窥见。结合关键词突变分析,发现网络效应最新研究已开始从关注网络效应“后果”转向“前因”考察。结合战略管理最新研究趋势,提出未来网络效应前因研究可以从个体行为、关系嵌入、种群生态、制度环境4个层面展开。特别是随着平台模式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延伸,网络效应作用和激发方式是亟待关注的研究议题。     

环境技术转移的最优社会福利选择——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

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构建一个基本的双寡头Cournot模型,来分析环境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生产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环境技术从发达国家无偿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引入福利函数并求解最优的社会福利,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优的社会福利选择是:当国内企业生产成本等于国外企业生产成本与环境技术的产量溢出之差时,环境技术的完全转移才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社会福利选择.并据此推导出社会福利最优的环境技术转移路径.     

创业社会网络中隐性知识转移激励模型研究

创业社会网络中隐性知识转移能够为创业带来持续发展动力,但一般的显性契约无法消除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传播者可能存在的短期行为。从隐性知识转移的信任机制出发,将声誉模型与委托代理理论相结合,建立了拟合隐性知识传播者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动态激励模型,分析了声誉效应在提高创业社会网络隐性知识转移效率中的作用,探讨了声誉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如何有效发挥隐性知识转移中声誉效应的激励作用提出了建议。     

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与演化——基于专利合作与社会网络实证分析

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攻克制约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科技难题的重要举措。为探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采用北京市装备制造业2000-2019年军队单位、军工单位与民口单位联合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法,对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和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经历军民分离阶段、军民融合初步发展阶段,现正处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初期。从结构特性看,创新合作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密度逐步降低,网络结构呈现“多核心”特征、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从空间分布看,北京与华东、中南地区合作频繁,逐渐形成以北京—陕西、北京—江苏、北京—河南为主的多条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连接渠道;从核心节点看,军工高校与军队院校仍是军民科技研究主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起重要带动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