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

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315美元,进入了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处在递增阶段。但这一时期已经处于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有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阶段。本文将从世界各国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吸收国际发展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突破正在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实证比较及对中国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对比跨越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在入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突破1万美元期间经济社会方面的差异及演变过程,给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判断依据,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效率陷阱,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主要有教育投入不足、失业率高、消费层次低、金融配置低及贫富差距过大等。同时,对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判断分析,并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给出一些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

本文以发展阶段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通过索洛模型进行要素分析,并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等最新理论动态,全面揭示我国目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并提出规避措施.     

基于三层结构链的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分析与启示

借鉴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经验,该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由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因素综合,而在经济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三层结构价值链上;同时在"高收入陷阱"概念基础上提出了"高收入困境国家"这个概念,当前中国除了需要着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外,在决策政策制定时还应强调长期效应,尽量避免陷入日本等身处的高收入困境。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评述——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思考及启示

二战以后,实行"东亚增长模式"的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从较低经济水平起飞,顺利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奉行其他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包括南美的巴西、智利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却最终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在对东亚增长模式及相关争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界定、测度以及成因等多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评析,研究东亚国家成功跨越陷阱的经验和教训。同时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日韩等国家地区间的异同,并结合中国当前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建议。     

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启示——从生产函数分解角度的分析

巴西自上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伴随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阶梯型下滑,人均GDP增长长期停滞,至今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生产函数分解显示,全要素生产率降低和资本积累放缓是巴西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因素,而这主要归因于巴西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度干预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失当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为此,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加速制度改革,提高市场化水平,重视人力资本投入,摆脱长期依靠高投资拉动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同时要抓住外部冲击后问题集中暴露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基于现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文献,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人才红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能够跨越这个阶段的国家寥寥无几。从经济发展的本质而言,人的劳动无可替代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最终动力和源泉,而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直至跨入高收入国家,离不开人才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动态平衡。从技能和技术的均衡博弈模型可以看到,低技术的经济体中人才水平也较低,而高技术的经济体中往往人才水平也会更高。因此,建立推动技术进步的市场机制,形成高技能和高技术的均衡,正是收获人才红利、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中国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展现象,是一国在发展阶段跃升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文章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改革,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集聚发展、要素报酬递增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广东发展经验的解读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本文通过解读广东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经途径是推动经济集聚发展,但要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实现要素报酬递增,则必须根据各经济区域经济集聚度的高低、生产要素回报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对高集聚地区应推动分工深化,对中等集聚地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低集聚地区推动资本深化。     

集聚发展、要素报酬递增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广东发展经验的解读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本文通过解读广东"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经途径是推动经济集聚发展,但要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实现要素报酬递增,则必须根据各经济区域经济集聚度的高低、生产要素回报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对于高集聚地区应推动分工深化,对于中等集聚地区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于低集聚地区应推动资本深化。     

集聚发展、要素报酬递增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广东发展经验的解读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能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机会。本文通过解读广东"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经验认为,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经途径是推动经济集聚发展,但要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实现要素报酬递增,则必须根据各经济区域经济集聚度的高低、生产要素回报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制订相应的发展战略:对于高集聚地区应推动分工深化,对于中等集聚地区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于低集聚地区应推动资本深化。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明确中等收入水平的划分,从增速下滑、收敛乏力和增长分化等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界定及其争议;归纳人口结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宏观经济政策、外部环境等因素对陷阱形成的影响因素;提出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思路;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产生诱因及我国面临的挑战

我国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也迈上一个大台阶。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我国面临着经济要素成本上升、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创新驱动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直面而来。以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审视能否有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继而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点,需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资本的扩张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兼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中心-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这一体系的特定产物而已。中心区的资本为了实现对边缘区的控制与剥夺,不仅摧毁外围边缘地区工商业,使其成为中心地区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基地,而且限制高新技术向边缘区的流动,控制其创新能力以防止其产业升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剥削随其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

文章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采用固定效应、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做了分析。文章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和高抚养比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技术进步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显著性。对跨越陷阱国家而言,投资、消费、技术对其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拉动作用。我国人均GDP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消费、增加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通过改革来避免过度城镇化,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浅析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之成因——快速城市化下的隐忧

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逐步进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正当这些国家准备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时,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国民经济在剧烈波动中缓慢增长。文章认为在拉美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一系列弊端是使其经济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发展中地区城市化的先行者,研究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原因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化道路和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金融脆弱性研究——基于对马来西亚金融脆弱性的实证研究

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近30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巨大损失,表明了金融脆弱性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不发达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的严重程度。文章通过对18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构建合成指标,对马来西亚1996—2011年金融脆弱性程度进行了量化,并综合马来西亚的金融发展和改革状况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改革,制度、管理和不合理的组织架构,经济波动等原因会导致马来西亚的金融脆弱性,马来西亚通过合理的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脆弱性。     

部门投资异质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对中国“中等收入陷阱”动因的一个理论解释框架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文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多重均衡现象,①因而可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置于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加以考察。在将部门间投资的异质性引入Ramsey-Cass-Koopmans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后,文章首先从理论上给出了个私投资比例变化影响经济稳定均衡点,且更高的个私投资比例将导致经济处于更高稳定均衡点的命题。然后,文章在考虑理论模型证明与计量模型衔接,以及计量模型参数估计与统计推断有效性的基础上,利用一般VAR和SVAR的脉冲响应分析,对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已有研究结论与传统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之间做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嫁接,从而使得这些研究结论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