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生活质量视角观察我国经济发展

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不尽人意、社会公平欠缺等不利于幸福感提升的因素。探寻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经济发展路径：转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的政治结构，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市场公平交易的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道路。     

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基于主观经济地位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2、2013和2015四个年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是否参加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投票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系统分析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其公共参与信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的,这种影响会因当地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整体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法律知识水平更高、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地区,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参加选举投票的阻碍作用越小。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处为0.06万人/平方公里。以个体特征差异分组后发现,农村户籍居民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得益于城市人口聚集。就城市特征异质性而言,人口聚集能够显著提升三线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换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结论仍然一致且稳健。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改变个人收入与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途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中国居民的主要社会网络也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开始变迁到以工作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网络。根据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这两种不同社会网络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此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依据。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而言,工作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并且现代社会资本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身份差异,即现代社会资本给予城镇移民、城镇外来居民和独生子女更高幸福感,而给予本地居民和非独生子女的幸福感较弱。     

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对房产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推动家庭参与房产投资,并增加家庭在房产上的配置;对储蓄而言,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不仅会降低居民参与储蓄的动机,而且会同时降低其持有比重;对股票而言,主观幸福感对居民参与动机影响不显著,但家庭开始股票投资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会提高家庭参与股票选择的深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可以与人格特征形成影响机制,从而影响居民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比重。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社会资本投资及制度变迁绩效

社会资本投资行为指个人为获得社会资本而进行的时间、精力以及货币成本的支付，还有为不断确认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所进行的持续努力，社会资本投资收益表现为：（1）宏观方面，促进制度创新与提高制度变迁效率；（2）微观层面，个人获得能力通过所参与网络动员稀缺资源，并且因此带来非正式制度收益，社会资本投资对社会网络扩张，公民参与密度，组织结构稳定等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与教育投资具有统计的显著性，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自强”趋势，社会资本具有个人依附性，因此要发挥其宏观功用，就必须关注社会资本从个人到社区（集体）的聚合，聚合社会资本，则必须规避其负面效应。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民生因素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民生因素的主要因子,构建民生因素与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CGSS(2010)数据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个人工作因子、健康因子、教育因子、生态环境因子、家庭条件因子以及社会保障因子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其中,健康和家庭条件等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因素次之,个人工作和教育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此外,男性通常比女性的平均幸福感高,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比具有农村户籍的居民平均幸福感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年龄呈现"U"型的变化态势。     

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调查2006年数据,对夫妻个人社会经济及双方家庭经济因素的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不-定能够带来幸福感,职业匹配、单位类型匹配和级别匹配往往会恶化男女婚后的主观幸福感,经济条件对等的婚配模式则有利于男女幸福感的提升。婚姻匹配结构对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     

蚌埠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蚌埠市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及其主观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蚌埠市居民幸福感提供建议。     

旅游活动中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以旅游活动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为题,构建影响模型,并选取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旅游者的年龄、月收入、教育程度对旅游者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并且旅游满意度、价值感、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最后,对已有的研究结论从旅游服务业部门、政府、旅游者主体三个层面,提出利用旅游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显示:(1)与父代的职业地位相比,子代向下的社会流动将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它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效应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机会不平等感知增强了社会不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