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门槛效应——基于DEA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以及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不同地区所引发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验证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并且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确定了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若干因素,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四方面对引发积极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的测算.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研究

鉴于通过物流业发展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存在的一些不足,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门槛变量,证实了其在物流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3年间,铁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由强转弱"的相关关系;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在发展低水平阶段,铁路作为物流业的主要运输方式,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强大,随后作用逐渐减弱;公路在中等水平阶段明显高于低水平阶段;在其高水平发展阶段,促进作用略低于中等水平阶段。由于交通基础设施门槛效应的存在,文章建议应系统、动态地看待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作用和因地制宜地制定物流业发展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     

基于增长与稳定视角的企业规模与地区经济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借助Lee et al,（2013）分析框架检验了我国大型工业企业和中小型工业企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研究表明：（1）大型企业相对于中小型企业更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缓解地区经济波动。这种积极作用存在典型的门槛效应,将因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进一步增强。（2）同时发展不同规模企业有利于地区经济稳定,但是我国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发展不协调显著抑制了地区经济进一步增长。（3）在规模上我国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一个门槛比例,超过这一比例,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稳定效应都会得到增强。抓好大型企业发展和搞活企业生态建设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验证了这一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不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样对所在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相邻城市经济效率依旧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吸收能力差距的影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外溢效应减弱.进一步将全国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发现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所在城市和相邻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本文从产业集聚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可能性,为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数字经济是赋能城市创新的新动力吗——基于272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字经济带动城市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选取2015—2020年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的赋能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新力,且城市行政等级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强,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PE/VC活跃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力的赋能效应越显著。     

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基于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与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人力资本门槛视阈下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我国29个省份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2SLS的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行研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实证发现：(1)绿色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两者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跨越人力资本门槛值之后,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由弱变强。(2)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3)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过一个临界值时,提高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更加强有力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我国仅有少部分省份处于这个区间内。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对外开放门槛与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对外开放程度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在不同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水平同国民经济发展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能够产生稳健的外溢效用,其背后的渠道包括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就业岗位、与工农业形成互动等方面.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对外开放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的调节功能存在显著差别.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针对现有文献大多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实现高质量就业中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相关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投资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投资则对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有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差异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作用关系中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有必要着重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高质量就业。     

制度环境、吸收能力与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检验

现有研究关于新兴经济体OFDI是否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且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和制度发展存在"非均衡推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为例,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和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包括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政府治理水平等)和吸收能力(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对新兴经济体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且在各区域制度环境和异质吸收能力影响下呈现出地区差异,积极而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在东部地区,而非西部地区;(2)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是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且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在法制化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条件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边际效应趋于平缓.因此,新兴经济体应鼓励技术寻求型OFDI,优化OFDI区域空间布局;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母国自身的制度环境质量;提高对东道国技术溢出的异质吸收能力,从而促进新兴经济体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与提升.     

中国省域经济协调发展动态分布分析——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

本文使用1988 - 2007年20年间省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根据人均GDP和对数相对人均GDP两个指标描绘出1988 - 2007年我国省域经济发展分布状况,通过对省域经济增长分布函数进行因素分解,以考察省域经济发展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20年间我国省城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双峰趋同”的态势,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在对分布函数因素分解过程中,研究表明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省域经济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省城经济不平等),残差效应(省域经济中的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     

对外开放门槛、物流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

鉴于从物流业发展来解释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这一角度存在的一些缺陷,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贸易开放度和国际投资开放度作为对外开放门槛变量,证实了其在物流业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这一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间,贸易开放度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倒U"型的相关关系;国际投资开放度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显著的"逐步减弱"型相关关系,与理论和经验判断相一致。由于对外开放门槛效应的存在,系统、动态地看待我国对外开放和促进物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成为文章研究的重要启示。     

湖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外向型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经过 ２０ 年的改革开放,湖南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本文通过对其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发展对策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