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集中度对寿险公司利润和风险的作用研究

本文从产品类型、销售渠道、地理区域三个维度研究业务集中度对中国寿险公司利润和风险的作用.基于2005-2012年中国寿险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发现,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对公司利润、风险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业务集中度对中资寿险公司和外资寿险公司作用也显著不同.对于中资寿险公司,产品集中度负向影响利润,正向影响风险;渠道、地理集中度正向影响利润;对于外资寿险公司,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均正向影响公司利润,负向影响公司风险.此外,产品集中度对利润的正向影响、产品和渠道集中度对风险的负向影响均在外资寿险公司中更强,外资寿险公司从专业化中受益更大.     

中国寿险市场退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分析了影响寿险保单退保的主要因素,并利用中国寿险市场1983-2007年的退保数据,选择失业率、利率、物价指数三个变量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影响退保的"财务危机"、"利率替代"和"支付贬值"三个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都影响退保率的变化,"支付贬值"因素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最明显,"利率替代"因素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也比较显著,而"财务危机"的长期效应不显著,文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国居民寿险购买率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某大型寿险公司的客户保单信息,分析了中国居民在不同年龄上的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寿险、年金寿险购买率①变化趋势,结论表明居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随年龄变化的规律,消费需求呈阶段性特征,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寿险产品的消费需求随年龄的变化规律差异较大;产品政策干预对居民的寿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保险事故责任的差异是居民寿险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幼年群体对拉动寿险消费需求的作用较为显著,未成年群体的普通终身和分红终身寿险消费存在较大的退保风险,建议寿险供给主体谨慎开发这个年龄群体的市场消费。产品趋同化提升了寿险消费需求,但并未带来消费量的急剧拉升,建议寿险供给主体着眼于产品保障功能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增加开发产品。     

市场结构与赔付水平:2004-2014年的中国健康保险

中国健康险的赔付水平较低,本文基于2004-2014年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中国健康险的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对于三个一般性的市场结构指标,本文研究发现,健康险赔付率与企业数目显著正相关,与市场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企业市场份额不平等的(负向)相关性不够稳健.对于三个具有保险市场特点的市场结构指标,本文研究发现,健康险赔付率与非寿险企业的市场份额显著负相关,与外资企业市场份额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经营年数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研究结论支持了“结构影响绩效”的假说在中国健康险市场的适用性;也表明,为了提高健康险的赔付水平,应当加强“供给侧”改革,扩大保险市场对内和对外的开放程度.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

生产率差异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而契约执行效率又是决定行业生产率的制度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中国省区28个行业数据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较强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产品.在控制比较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及变量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指出,企业的一体化程度差异是解释上述结论的关键因素.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中国寿险产品退保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11年我国各省区的宏观经济与保险数据,考察了影响寿险产品退保率的多种因素。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检验了"资金应急假说"、"市场利率假说"和"产品替换假说",为"资金应急假说"和"市场利率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利率、短期利率和利差显著地影响保单持有人的决策,利率和利差的上升会造成退保率的提高;退保率和失业率、城镇人均住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和城镇居民收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退保行为具有较大影响,阻碍了保险市场的发展;新单保险比例也对退保行为产生较大影响。此外,高龄比和金融增加比例也会影响投保人的退保行为。     

保险公司诉讼预期与和解相关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保险诉讼案件增势不减,有的历经一审、二审,有的还要再审。本文通过对北京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05～2008年和解、诉讼预期的调研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保险公司从自身和投保人两个视角对诉讼结果进行预期时,预期诉讼赔付金额和诉讼成本与其愿意赔付金额存在更强的相关性。但新的《保险法》提出后,保险公司预期诉讼赔付金额时较之前更多地考虑到投保人索赔金额,且保险公司预期诉讼赔付金额与投保人索赔金额之间的显著差异消失。     

我国寿险需求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本 文的寿险需求函数 ,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 (比如一年 ) ,寿险产品需求总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一般关系。一、问题的提出影响我国寿险产品需求总量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 )收入因素寿险产品也是一种金融资产。如果各种金融资产之间存在着递减的边际替代率 ,那么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 ,他们对各种类型金融资产的需求都会增长。所以 ,收入增长是导致寿险产品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Frank( 1989) ,J .Francois( 1990 ) ,卓志 ( 2 0 0 1)在其寿险需求研究中 ,都用人均GNP作为收入变量。然而 ,考虑到中国农村八亿多人口并未参与商业保险 ,并且在城市经济中 ,商业寿险的主要需求者是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三资企业的雇员 ,取人均GNP作为收入变量 ,反而有可能失去了经济意义。总之 ,在取收入变量时 ,应该考虑到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状况 :即城乡二元经济分割 ,以及在公有经济基础上的增量改革 (一方面 ,公有经济不断萎缩 ,另一方面 ,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 )。我国寿险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者 ,用于寿险需求分析的收入变量 ,亦应该是城镇非公有制...     

寿险公司产品结构配置及优化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产品种类迅速增多,既有以转嫁人生风险为主责的传统寿险(包括传统的人寿保险和健康险、意外险),也有以投资理财为主旨的分红险、投连险和万能险.各个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配置各不相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产品结构能为寿险公司带来最大效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33家产品结构配置不同的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产品结构配置对寿险公司经营缋效的综合影响,并对产品结构配置和优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

生产率差异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而契约执行效率又是决定行业生产率的制度因素之一。本文利用中国省区28个行业数据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契约执行效率高的地区更倾向于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契约密集度较高、物质资产专用性较强和人力资产专用性较弱的产品。在控制比较优势的其他影响因素及变量内生性之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指出,企业的一体化程度差异是解释上述结论的关键因素。     

家庭医疗支出的邻里效应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检验了单个家庭的医疗支出是否受到社区或村落内其他家庭医疗支出的影响.OLS模型及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户主、家庭、社区或村落等相关变量,考虑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家庭医疗支出依然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估计结果稳健.同一社区或村落家庭的平均医疗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家庭的医疗支出增加0.114个百分点.追求更满意的医疗条件、更高的医疗水平和名医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     

保险发展、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一个封闭的拉姆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代表性行为人具有有限生命的条件,探讨保险发展、市场结构改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保险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可增进社会福利,保险市场垄断降低竞争加强会提高福利.然后,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在2005-2014 年间的面板数据,考虑内生性,采用2SLS方法,进一步将保险发展划分为为保险深度与保险赔付两个层次,对保险发展与保险市场结构影响福利的规律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保险深度、保险赔付均可显著提高福利水平,同时保险市场垄断程度的降低会显著提高福利水平.基于面板门槛回归表明,保险深度、赔付与市场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门槛效应.     

监管处罚抑制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吗?——来自中国寿险业的实证检验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2-2020年中国银保监会公开披露的寿险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从风险承担视角检验监管处罚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监管处罚对寿险公司不同层面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公司总体财务风险和投资风险承担没有显著影响，但能显著抑制公司流动性风险，维护保单持有人利益；监管处罚的风险抑制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寿险公司表现出异质性，因利益驱动大型寿险公司风险承担不降反升，而中小型寿险公司则会受到一定威慑和监督作用，主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此外，不同监管处罚类别和处罚力度对寿险公司不同层面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寿险企业的相对效率与竞争格局——基于情景依赖DEA模型的分析

寿险业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多年来我国寿险业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粗放式的发展并未带来寿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快速提升。本文利用情景依赖DEA模型区分了29家寿险公司2007—2009年的不同层级、相对效率变化及吸引程度与进步程度,从而更细致地刻画了寿险市场的竞争格局。研究表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效应、经营模式和产品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市场品牌效应是影响中国寿险市场竞争格局的主要因素,中小型内资及合资公司应走创新、专业化、差异化之路,加大对消费者、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小型寿险公司及创新产品倾斜,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增大保险代理人员数量,鼓励国有寿险公司向中西部和农村市场转移和继续放开寿险公司资金运用渠道等政策建议。     

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源配置效率: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差异的视角

地方公共债务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高企的债务规模也成为解释资源配置效率不可或缺的政策环境。本文借助微观数据考察了地方公共债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级市公共债务负债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提高1.28个百分点，表明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显著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地方公共债务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在于集约边际和外延边际两个维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挤占金融资源，对产品市场产生非对称性冲击，带来企业“融资贵”的难题，更重要地是扩大了企业间融资成本和市场势力的差异；另一方面影响企业进入、退出市场，降低行业竞争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公共债务的抑制效果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财政透明度更低的地区更显著，对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影响更大。本文直接回答了地方公共债务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重要问题，并重新审视了地方公共债务导致的效率风险，有助于理顺政府—市场关系，寻找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工会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考察工会对国有企业员工幸福感的影响,以企业长期雇用占比作为工会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并按照性别和地区分样本进行双变量有序Probit回归,以进一步检验工会对国有企业员工幸福感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参加工会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幸福感;以企业长期雇用占比作为工会的工具变量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国有企业雇用结构越稳定,员工参加工会可能性越高,且加入工会提高了员工工资水平、医疗保险覆盖率和身心健康,进而提升了其幸福感;分样本估计显示,参加工会对提升女性国有企业员工幸福感影响更大,而且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员工参加工会能够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Gibrat法则是否适用于中国寿险公司——兼论寿险公司规模与成长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寿险市场发展呈现出"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局面。究竟应重点发展"巨无霸"式的金融保险集团,还是应优先发展"船小好掉头"的中小保险公司,这是中国寿险市场面临的一个重要选择。Gibrat法则认为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其成长率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文章对Gibrat法则在寿险业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Gibrat法则对中国的寿险公司不成立,规模越小的公司其成长率越高;(2)寿险公司资产增长率和保费增长率均存在条件收敛效应;(3)寿险公司的产业特点、业务结构和经营产生的外部性会较显著地影响其规模与成长。文章认为中国寿险市场发展的选择如果与本文所揭示的规律相匹配,则寿险业发展会进入良性循环。     

商业周期与区际经济一体化——自然壁垒、经济结构与政策

文章着重从商业周期角度来对我国区际一体化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即主要从"市场自然分割"与"政策与经济结构"两方面因素来探索商业周期的区域差异.总体来看,我国所有地区在两个时间样本期间(1992～1997年与1998～2004年)的就业和产出周期同步性均有所增加,说明商业周期的演进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同步;文章还分析了影响商业周期的不同解释变量,结果显示:控制变量的距离、规模与周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体现"东西边界"的外生变量则在绝大部分回归中则显著为负,说明在我国东西部之间可能存在一道明显的"区域分界线",阻碍了大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此外,樊刚指数对区域周期的解释具有两面性,经济结构差异越合理,商业周期越走向同步性,而财政政策差异和贸易密度差异是我国商业周期的波动因素.     

大数据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来自数字社会信用平台的证据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入推进,城市数字社会信用平台集成了多维度的大数据,其经济效应卓有成效。本文将数据要素纳入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框架中,基于银行逐笔信贷数据,利用城市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建立的准实验,实证考察了大数据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建设显著降低了信贷违约风险。机制分析证实,数字信用平台建设降低了借款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了银行的违约预测能力,通过改变银企匹配结构,降低了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对税款逾期的借款企业实施了有效的联合惩戒,降低了信用贷款的概率,提高了担保物要求。此外,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对贷款金额和利率的影响与借款企业规模及银行的数据处理能力有关：企业规模越小,越难从信用平台中获益;银行的数据处理能力越强,越容易借助信用平台差异化利率定价。本文研究表明,大数据的运用能显著加强银行对违约风险的识别和监测;不同的企业规模、差异化的数据分析能力会导致贷款企业福利损失。上述发现为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