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变动、家庭支出结构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本文将物价变动和家庭非消费支出明确纳入了分析家庭消费行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在物价变动环境下居民家庭消费跨期优化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按收入等级分类的住户调查伪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进行计量分析.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因素主要有上期消费的惯性作用、家庭实际可消费收入水平及其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速度.近些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需求不足引致内需不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城镇居民家庭可消费收入增长慢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其次是物价特别是住房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     

收入不确定性、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中国家庭消费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而收入波动和疾病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过度敏感性的重要来源。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中的截面数据，从微观角度实证分析家庭在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并试图解释健康保险的消费平滑机制。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和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分别有着显著的抑制和促进作用；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等变量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缓解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的冲击作用，有效平滑居民收入曲线，大幅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同时，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越大，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越发突出。此外，相较于农村家庭，健康保险降低城市家庭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平滑消费的效果更加显著。     

对当前农民消费问题的分析与建议

分析农民的消费问题必须联系农民的收入,当前农民收入的基本渠道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种植收入仍是当前农民的基础性收入、打工收入正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副业收入是农民家庭的补充性收入。     

驱动经济的女性消费力

家庭月收入水平最高的女性,消费响应力指数却最低,家庭月收入3000至一万的女性消费响应力指数居中,消费响应力最高的是家庭月收入一万至三万的女性,     

2000-2005年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及比较

文章利用2000-2005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与支出统计资料,分析了各收入阶层的支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的关系,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各收入阶层的支出与收入正相关;(2)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负相关;(3)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既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情形;(4)收入水平高的城镇家庭,其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均低于收入水平低的城镇家庭。基于以上的分析结果,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力、收入多样化与家庭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是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数字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多样性从而促进消费升级;但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数字金融能力的影响,并且表现出群体性差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了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显著提升了家庭消费升级,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能力在提升家庭总消费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家庭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收入多样化是数字金融能力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重要途经,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收入多样化水平越高其对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农村地区、低收入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家庭的消费升级影响更明显。     

关于美国家庭高负债消费问题的探讨

美国是个家庭高负债消费的国家,本文在追溯美国家庭负债消费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分析了近二十年美国家庭负债消费带来的主要问题,发现近十几年以来美国家庭负债消费明显扩大,2001年以后在低利率政策和资产泡沫之下负债消费逐渐脱离收入上升轨道而依赖于资产价值的增长;重贷套现政策鼓励家庭增加负债,消费住房;债务负担越来越绑定在中低收入家庭身上。这些问题是应当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     

中国改革三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总消费关系研究

不同年龄人口对于家庭户总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模型的理论假设,引入了主要储蓄人口比概念对人均家庭消费进行分析,并考虑了个体消费过程中存在短视行为。探讨人口因素对近三十年总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的方式与影响程度。     

“全面二孩”背景下不同孩童结构的家庭消费支出差异研究——以ELES模型为工具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对家庭各类消费支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整体来看，随着家庭孩童人数的增加，家庭基本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特别是二孩家庭。但受限于收入，二孩家庭的基本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收入提升对二孩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刺激效应最强，一孩家庭次之，无孩家庭最弱。具体来看，住房与教育培训基本需求不仅是促进二孩家庭基本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还是造成二孩家庭基本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主要成因。当收入提升后，二孩家庭会优先提高住房与教育培训的消费支出。此外，无论是二孩家庭，还是一孩家庭，抑或是无孩家庭，收入提升都会对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产生较强的促进效应。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关注住房、教育培训与交通通讯的价格变动，并对其进行适当调控以满足二孩家庭对这三类消费品的迫切需求。     

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家庭视角

货币政策不仅是应对突发冲击、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经济复苏的政策工具,而且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效。通过将异质性家庭和货币政策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文章考察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发现,降息不仅能够促进李嘉图和经验规则式家庭的消费和就业,而且有助于降低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与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货币政策规则相比,考虑消费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拓展规则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降低。因此,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规则时,不仅应当考虑家庭的异质性,而且应当考虑可能的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分布测度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本文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与收入进行了不平等指数测度;采用适应性核密度估计与相对分布法模拟了两阶段城镇家庭消费的分布情况与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消费不平等程度高于收入不平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中高消费水平家庭比重不断增加,其中高消费家庭的比例增加更为显著,消费不平等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家庭债务的变动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通过引入家庭债务变量对LC-PIH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动态最小二乘(DOLS)方法、误差修正模型、暂时性—持久性因子分解和脉冲响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收入和财富的持久性变动对消费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收入的持久性变动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财富和家庭债务;不同于传统分析框架的结论,不但财富的持久性变动会影响消费,其暂时性变动也会影响消费,但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家庭债务和财富的持久性和暂时性变动共同作用下,消费变动更为剧烈。因此,政策当局一方面要稳步提升居民预期收入水平,完善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以推动消费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还应密切关注家庭负债水平,以防范家庭过度负债而可能引发的债务收缩,导致消费的大幅下滑。     

中国改革三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总消费关系研究

不同年龄人口对于家庭户总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模型的理论假设,引入了主要储蓄人口比概念对人均家庭消费进行分析,并考虑了个体消费过程中存在短视行为.探讨人口因素对近三十年总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的方式与影响程度.     

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决策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部9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东部9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结合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考察了农民工家庭城乡消费的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农民工家庭消费的3/4发生在城市,且城市消费比重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农民工家庭的城乡消费有着不同的决策机制,但都呈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均住房资产是影响城市消费的重要因素.     

城镇化进程中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房屋拆迁的准自然实验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财产性收入占中国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房屋拆迁为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屋拆迁所带来的暂时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会显著增加家庭总消费中的耐用品消费,对日常消费总体没有显著影响,但边际消费倾向估计值仅为0.02 ～0.03.与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理论一致的是,农业户口、较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金融资产较少家庭的消费反应更大,其日常消费水平也有所提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增加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升家庭消费能力,对低收入阶层福利改善尤为重要.     

收入差异下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特征比较分析

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消费会呈现不同的消费特征.本文采用基于均数的对应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特征进行分类研究,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主要与食品衣着支出关系密切,中低收入家庭主要与居住、医疗保健关系密切,中等收入家庭与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关系密切,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与交通和通讯支出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最为密切,最后提出提升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建议.     

收入分化、地位补偿与家庭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升级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鲜有文献从地位补偿视角出发分析收入分化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收入分化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农户所面对的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高，其平均消费水平就越低。农户为了补偿收入劣势所造成的负面情绪感知，会过度追求地位性消费，代价是挤出生存性消费。异质性检验表明，收入相对剥夺会明显提升低收入组农户的地位性消费比例，对其生存性消费的挤出效应也更为严重。在经济薄弱村庄，收入相对剥夺也会明显增加农户地位性消费并减少生存性消费，而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则可以缓解收入分化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扭曲。基于此，文章从拓宽农户财产性收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建设文明乡风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2004-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分析——基于ELES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4-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各项人均消费支出数据,通过建立各年截面ELES模型,比较分析城镇居民各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消费支出、需求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2004-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是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基本消费支出绝对量呈上升趋势且在实际消费支出中的相对量呈下降趋势。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协整分析

本文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进行协整分析。通过协整分析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和收入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当期收入和长期均衡对居民消费都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在长期中，收入增长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     

发展跨境电商能刺激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吗？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下，刺激消费成为拉动内需和“内循环”的重要落脚点。作为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延伸，我国大力扶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期望通过跨境电商改革刺激消费。文章以国务院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案例，结合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主要分析跨境电商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改革显著提升了改革地区的家庭消费，但对东部地区、高互联网普及率地区、农村地区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差家庭样本组的消费提振作用更强。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改革地区的家庭就业、收入和储蓄，并且失业率下降、收入和储蓄提升分别是跨境电商改革提高改革地区家庭消费的间接和直接影响渠道。此外，拓展性分析发现，跨境电商改革有助于缓解改革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