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治理语境下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西方进行行政改革的国家如何实现良好的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理想的模式,“善治”成为各个国家追求的目标;而治理理论所蕴含的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主体间相互协调、合作的特性也为我国政府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我国政府角色定位于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对海关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与构想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综合治税较之于原有关税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未来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内部关税治理和外部关税治理两个阶段;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的转变,要实现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追求目;际与评价标准由“善政”走向“善治”。     

家庭农场研究：知识图谱、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力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需要具体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良好互动。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家庭农场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且研究内容与中央政策的导向高度契合,因而有必要厘清我国家庭农场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12—2021年在中文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上发表的以“家庭农场”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作者与重点文献、研究热点与核心体系、热点演进及前沿趋势等进行系统梳理和可视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家庭农场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经历了2012—2014年的爆发期、2015—2017年的高峰期和2018—2021年的稳定期;从事家庭农场研究的核心力量突出、新兴力量活跃,但跨机构的合作研究有待加强;重点文献形成了“基础性理论探讨—现实性实践探索—新时代背景契合”的完整研究体系。（2）家庭农场研究热点呈现“中心密集、多点爆发、拓展较广”的网络结构,且具有明显的政策指向性;各热点间综合交叉、互促互融,进而形成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禀赋”“乡村振兴战略”4大板块组成的核心体系。（3）各阶段家庭农场研究的侧重不同,但前后关联相继,研究内容由传统小农户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等逐渐拓展到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与经济绩效评价,并积极开展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应用性研究,其中“经营绩效”“乡村振兴”“三权分置”“人力资本”等仍将是短期内家庭农场研究的热点。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研究与前沿经济学理论的契合还不够充分,经验分析的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且研究方法受限,研究视角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未来的家庭农场研究需要充分融合前沿经济学理论,构建更具时代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实现多学科、多领域、多形式的交叉融合发展。同时,要基于典型样本总结家庭农场发展的中国经验,并进行理论提升,进而为家庭农场理论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的家庭农场实践提供路径借鉴。此外,还应积极扩充数据来源,不断改进家庭农场研究的实证分析方法,并契合家庭农场发展的时代背景（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化、智能化、网络化等）不断扩宽研究视角。     

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通往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从人工智能领域来看,情景感知是指通过传感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使计算机设备能够“感知”到当前的环境信息,从而进一步了解用户的行为和动机,自适应地提供主动式服务.情感智能指机器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信息,作出人性化的智能反应并提供符合人们情感需求的智能化服务.智慧城市不仅能够对信息进行机器理性的智能化处理,还应拥有情感智能,并能根据环境的情景感知与人们的情感需求,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因此,从技术层面和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方式来看,“情景感知”与“情感智能”是通往“智慧城市”的智慧之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论国家治理的“有效”与“长效机制”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三农”领域的战略重点和核心议题。然而现有文献对“有效”或“有效性”本源的理论内涵研究不足,导致对是否“有效”的评判标准模糊,难以科学评价衔接的“有效性”。本文认为：从短期视角（完成各项治理的自然周期）来看,国家治理“有效”最终表现为在“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推进下实现乃至超越预期的治理目标和效果。具体来讲,在治理路径上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力推进,在治理行为上需要“统一行动”与“先行带动”协同互促,进而通过“正向累进”与“负向改进”双重递增来持续提高治理功效,以达成治理“有效”。从长期视角（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演进）来看,低阶治理“有效”完成后,会在治理“合法性”升级的推动下进入高阶治理,并对治理“有效性”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国家治理“有效”的“长效机制”即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韧性不断强化的基础上,通过“进阶演进”与“突变提升”不断实现从低阶治理向高阶治理的持续进化。脱贫攻坚“有效”完成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等宏观背景下的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升级,必然促成从脱贫攻坚的低阶治理向乡村振兴的高阶治理进化,因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乡村治理进阶过渡阶段的核心任务。在具体的乡村治理实践中,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有效”,需要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畅通“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双向合力实现治理路径“有效”;需要科学统筹“统一行动”,充分激励“先行带动”,双管齐下实现治理行为“有效”;需要持续强化“正向累进”效应,积极发挥“负向改进”作用,双重递增实现治理功效“有效”;同时,要善于将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和模式经过改进升级后应用于乡村振兴实践中,积极妥善地应对各种突发负面冲击,顺利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进阶演进”,并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尝试基于国家治理理论对“有效”及“有效性”的本源内涵进行解析,进而提出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治理路径、治理行为、治理功效和“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及“长效机制”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路径启示和政策参考。     

城市治理导向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刍议——以杭州为例

城市治理主要涉及城市空间内不同的权利主体———政府、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城市治理的时代背景和外在基础,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城市治理的政治动因和内在动力。近年来,杭州依托复合主体参与协商民主的机制,通过在全市建设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及其数字平台,进一步整合辖区公共行政资源,各城区深入探索服务管理体制创新,着力提升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逐步实现了社会资源和公众参与渠道的优化配置,即在参与协商民主的框架下实现了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城市品牌网群再到城市治理的发展跨越。巩固深化城市治理导向的社会服务管理创新成果,需要继续探索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社会服务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大数据赋能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正改变和重塑高等教育管理现状。面对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面临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在数据应用方面应加速数字化改革,推动经验驱动、数据助力的教育决策转变为数据驱动的新型决策,使单向教育管理让位于协同治理,服务能力由被动响应服务向主动服务提升。本文在“整体性治理理论”视域下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高校应用大数据的发展趋势,在大数据技术的有效运用上提出整体性治理对策,认为高等教育管理要顺应“数字化2.0”浪潮,利用大数据技术,在顶层设计和统筹机制、主体素质和人才资源配置、服务转变和管理优化、信息技术升级和平台互联四个方面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     

全球治理视角下国际城市网络的作用及其限度

国际城市网络是城市间或城市与其他行为体所共同组成的制度化国际合作组织。这类组织为城市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渠道,拓展了城市外交的范围。国际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城市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协助城市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行动方案。但国际城市网络关注议题有限、各网络间存在竞争以及网络成员多元化等问题也限制了其作用发挥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为突破这些限度,国际城市网络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优化网络生态,秉持“城市优先”理念,通过“从中间溢出”的方式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互联网+”在创新社区养老方式中的探索研究

目的/意义社区是发展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和依托,有的地方在实践中探索出“智慧社区养老”“虚拟养老院”等社区养老服务新范式。由于养老服务社会化的需要,“互联网+”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研究“互联网+社区养老”能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强化养老服务资源的效能整合,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质量。方法/过程通过普遍性分析发现“互联网+社区养老”尚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智能设备制造和养老服务产品开发尚需资金和人才的投入,有关政策法规需要完善,服务监管及责任主体尚不明确,风险共担机制尚未形成等。结果/结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完善相关法规,实现“互联网+社区养老”的标准化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嵌入式”老人智能设备产品的开发;加强社区的信息化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等。     

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与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相比较,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呈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各类主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角色定位出现问题,则不利于城市社区发展。因此,政府的功能及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对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先验”与“经验”之间——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目的在于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为哲学寻求到一个根本的前提,从而也为走出时代的困境给予解答.但是受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羁绊,胡塞尔未能拉紧“生活世界”的“先验”和“经验”维度,理论本身具有不彻底性.通过引入“语用学”,哈贝马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了改造,从而突破了胡塞尔的单主体性,进入到主体间性,“经验世界”和“先验世界”统一于主体间的话语实践中.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广泛应用为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从改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耦合的共生环境;构建创意产业园区,集聚多元创意供给主体;结合资源优势,寻求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会等三个方面实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促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和盘活农村土地资源的重要举措,各地的改革实践中村两委和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在治理过程和交易流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且两者通常融为一体,形成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的横纵交错的“十”字基层治理结构。基于扎根理论对成都市郫都区宝华村的调研分析发现,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层治理以“村两委—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全域治理体系：以自治为基础,治理手段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以法治为根本,入市交易从隐形流转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德治为引领,地方精英通过“优生带差生”“党员带群众”等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村民自治进一步夯实和发挥村两委与集体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作用;以土地管理法和自然资源、农村农业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规章制度为准绳,通过法治进一步规范各主体行为和各环节流程;以培育和引导新乡贤为抓手,通过德治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家庭条件较好、威望较高的乡村精英的示范作用。     

基于生态位理论城市品牌竞争结构分析——以城市旅游品牌为例

随着城市成为竞争的主体,品牌化战略日益成为城市重要的竞争策略。文章从城市品牌外部资源的研究视角,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到城市品牌的研究之中,从品牌支撑、品牌维护、品牌实现三个维度构建城市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和重叠压力测度函数对城市品牌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品牌间的竞争态势进行分析。并以济南等周边八个城市的旅游品牌作为研究样本,辨识城市旅游品牌的竞争结构,通过对不同层次城市旅游品牌的发展趋向及竞争区间的辨识,提出相应的旅游品牌竞争策略。     

政府职能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重新定位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区承接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其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但面对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逐渐陷入了"两难困境"。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就必须重新定位,实现从管理向服务,从突出权力主体向突出义务主体转变。为此,需建立起一个符合社区实际的制度安排:改变政府管理的唯一主体地位,逐步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探索政府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新机制;建立社会多元投入机制,引导社区发展资金来源多元化;建立健全社区的民主参与机制等,从而使政府的职能归位,社区发展进入一个良性运行轨道。     

建设全球城市——上海未来五年发展战略

上海实现战略转型的方向和目标是建设全球城市。未来五年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必须以实现“四个率先”为抓手,实施开放引领战略、服务主导战略、区域互动战略、网络化扩散战略和人才集聚战略;解决城市创新、城市形态与布局、城市文化提升、城市和谐、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和发挥世博效应等问题。     

论控制权市场与上市公司治理改进

广义的公司治理是一个由主体、边界和范围、机制和功能、结构和形式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体系,包括内部治理和卟邵治理两个方面内部治理因其内在缺陷而面临“失灵”的危险,需引入外部治理。从中西方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控制权市场通过重新构造股东、董事会成员、经理层关系;对经理层形成潜在的压力使其及时改正经营中的失误;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公司效率等方面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具有积极意义.     

服务行政框架内的行政主体重构研究

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为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和实践方案.而目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诸如内涵与外延的冲突、主体范围的狭窄、主体种类的单一、责任定位的错误等,最终破坏的是服务行政的服务本质要求.因此,在服务行政的框架下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则颇具时代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中国区域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管理模式摸索与实践中先后经历行政区管理模式、经济区域管理模式、新区域管理模式以及区域治理模式。从管理成效来看,地方政府简政放权,逐步激活非政府组织、企业、居民等主体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结合国外区域治理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实际,需要从三方面来创新:一是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精准施策;二是规范地方政府间横向协作,形成竞争机制;三是促进区域非政府主体间的协商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