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加强基层治理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要求。目前,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村民自治虚置、乡村文化衰弱、法治氛围未形成、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乡村文化认同感,并不断强化村民及基层组织干部的法律意识与生态意识。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实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学术界一是从肯定村民自治的方面。构设出总体上可称作“理想村民自治”的各种乡村治理模式，期望乡村社会治理实现“理想”的飞跃；二是从批判村民自治甚至否定乡镇政权机构的方面，提出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批判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初步分析来看，这些模式尚存在较大缺陷，一方面容易使民众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中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可能不符合中国非均质性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的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改革与村民自治完善

20世纪初以来,国家政权逐渐开始扩张,历代政权都竭尽全力企图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以此来汲取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资源.在总结20世纪半叶几乎所有尝试失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遂渐确立起村民自治,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又陷入一种"设计原则相悖"及治理性困境的"十字路口",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本文认为,村民自冶的走向应不断强化村治的实体性与"草根性"、自主性与多样性.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彝区乡村治理研究——以凉山X村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凉山彝区乡村治理作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一部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对个案村的治理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有针对性地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善凉山彝区乡村社会原有治理方式的路径,从而不断推升凉山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为民主寻根－－乡村政治及其研究路径

在漫长的历史上,政治是安邦治国之道,是发生于高城王宫之事,小小的桩庄是无所谓政治原,当然不会纳入知识者的视野。然而,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岳村政治》以一个小村庄为载体分析经国大事在村庄的反应与运作,这本中许就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折射。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由于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的思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走农业扩大再生产之路;强化新兴科学技术在农业的应用,走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发挥村集体的作用,走集体经济发展之路;正确把握农业、农村、农民之间的内在联系,走“三农”协调联动发展之路。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1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国家“十四五”建设新征程之际,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是落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政治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深化村民委员会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效能提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重构“三驾马车”的乡村治理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基于这一基本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资源——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收入之源、维护权益之基和农村公益事业之托.中央非常明确地将发展壮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不可或缺的政策取向.然而,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发展壮大的预期,反而发展滞缓,日益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制度及其机制原因外,还在于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政社不分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缺失.     

智慧治理:乡村治理平台及路径创新

随着我国政府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代,腾讯"为村"利用互联网助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精准脱贫、乡村振兴,逐渐成为一款针对乡村基层治理、助农扶贫的智慧平台.本文基于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腾讯"为村"平台治理的实况,探究"为村"平台在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为推动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供新视角.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属性治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有效实现路径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要尊重治理规律并顺势而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和回应功能要适当突破属地管理的既有做法,根据事物内在规律和治理条件的变化进行党建引领下的属性治理,以更好地推动组织资源及发展要素科学聚集并形成治理合力。行政推动和内源发展共同驱动下的“支部联建、产业联盟、资源联享”的实践探索致力于以基层党建功能化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它超越了行政区划并有效克服属地管理的局限性,是以党建力量重组治理要素,优化组织设置以及增强发展效能的一种集成型治理方式。从属性治理的视野来审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治理创新和实现路径,今后要更加注重优化治理单元、回应治理需求、再造发展条件、改革创新机制,以此持续推动基层党建组织模式迭代升级,为乡村建设提供新的组织资源,持续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赋权于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探讨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央长期坚持的政策取向。然而,集体经济发达的村为数较少,多数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极少,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同时尚有大量＂空壳村＂存在。近年来,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手起家并     

用“五大建设”破解乡村治理困境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近两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民主跟着利益走。村民自治制度从1998年开始在全国正式推广以后,在许多地方还是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