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中国的低人均资本存量与低资本边际产出之谜：人口问题的影响

资本边际产出是决定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金融层面利率水平、资产价格的关键变量。跨国比较研究显示,一个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则资本边际产出较高。但是,2010年后中国在人均资本存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资本边际产出快速下滑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下。对于中国面临的低人均资本存量和低资本边际产出的悖论,本文指出,这是因为人口问题——劳动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滑乃至劳动人口负增长。在单部门生产函数假设下,本文统计了79到91个国家从1982年到2019年的资本边际产出,跨国面板检验发现,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滑对于资本边际产出有显著的负向冲击。进一步基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两部门模型,我们发现,虽然单部门生产函数会高估中国非农部门实际资本边际产出下滑的幅度,但2010年后劳动人口增速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不过,对于中国来说,一个好消息是中国二元经济的特征还未根本改变,未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还将对中国的资本边际产出形成支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稳定人口规模将是必然趋势。     

中国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融合研究

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为中国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沿用上述两种方法开展后续研究存在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相似对象下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相等；第二，不同对象间两种方法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不可比。本文从Cochrane(1991,1996)的资本回报率定义出发，利用投资的q理论构造单一测算思路——资本边际转换率测算方法，将宏微观两种数据来源的资本回报率融合在“资本回报率=资本边际转换率”的经济意义下，实现相似对象的宏微观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等，并将不同对象宏微观资本回报率的对比建立在可比的资本边际转换率基础上。可以证明，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分别是本文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特定应用。综上，本文方法为未来中国资本回报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有效替代Bai et al.(2006)和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两种方法。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无形资本、资本—技能互补与技能溢价

为解释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协同变迁，以及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的现象，本文首先提出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互补这一修正的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并通过估计中国城镇部门1995—2020年的总量生产函数对该假说进行检验；其次，基于估计结果，对技能溢价的变动进行了因素分解；最后，构建了包含无形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无形资本深化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替代弹性(1.275)要小于其与物质资本的替代弹性(1.908),证实了无形资本与技能劳动力具有相对互补性。第二，驱动技能溢价上升的动力中，61.98%来源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33.76%来源于无形资本深化效应。第三，无形资本不断深化的原因，在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与生产率不断增加。技能劳动力与无形资本的持续深化将引致技能偏向型结构转型，并使得无形资本深化效应对技能溢价的影响逐渐减弱。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西藏投资乘数问题研究

测算1993-2015年西藏的投资乘数,发现出现了两种情况:大于1和小于等于1,长期以来在中低位徘徊.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西藏的经济进步,鉴于此,对1993-2015年西藏投资乘数测算的两种情况及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对于政府未来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测算了剔除物价变化,经济周期影响后的投资乘数,为分析投资乘数变动的原因测算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流入倾向,在测算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西藏投资乘数大于1,小于等于1的根本原因,最后为提高西藏未来的投资乘数,从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吸引区外人口来藏消费、适度降低边际流入倾向、进一步改善投资的有效性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动力结构分析——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分解,将农业产出增长归结为技术进步效应和投入增加效应,前者又表示为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和经营规模扩大等技术进步动力的作用结果,以此探讨中国农业发展中技术进步的动力结构。发现劳均农机动力提升具有变弹性的作用,劳均固定资本投资和其他动力因素对产出的影响都为固定弹性的作用;虽然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最高,但各农业主产区普遍面临人力资本紧缺的现象;农业经营规模具有系统性的技术促进作用,尤其对资本深化过程有明显促进作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动力结构具有地域特征,不仅资本深化的路径各有特点,且经营规模扩张的系统性作用也不尽相同。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     

中国工业的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1985-2003

本文对1985—2003年来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做了评估,用DEA法计算期间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TFP)及其分解项技术变化与技术效率,对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和论证了:(1)中国工业部门在1991—1995和1999—2003年间两度有重化工业化趋势,在1993—1998年间发生了加速资本深化,1999年后,资本深化逐年趋缓。不同产权类型的资本产出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2)工业行业在1990—1993年和1999—2003年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两个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分别归因于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3)国企比例或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在技术变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技术效率的退化程度令人堪忧,而竞争性强的行业技术效率改善明显,但技术变化方面表现不佳;(4)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选择(资本深化)对技术变化具有Granger促进作用(反之不成立),但技术变化不是期间技术进步的主要方面,以至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稳定关系。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

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BGT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利用OLS方法和2SLS方法及中国2000-2011年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央银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抵消系数高达-0.743,但中央银行反向的冲销操作同样十分有效,冲销系数高达-1.022。这不仅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引起了货币乘数和物价水平的反向变化。事实上,净国外资产变动一个单位只能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分别增加0.018个单位和0.098个单位,却会使货币乘数和通货膨胀分别下降4.095和1.098个单位。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都十分微弱,货币政策效应却很强。     

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

多年来,中国在保持很高投资率的同时,资本回报率却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在现有理论框架下难以较好地解释。本文以内生视角重审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构建了扩展的二元经济模型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本文模型放松了"知识溢出模型"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单位弹性假设,提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维持上升的资本回报率所要求的"强条件"和"弱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使资本回报率上升对技术溢出效应的要求降低为弱条件;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满足弱条件。因此,劳动力转移与技术溢出效应结合是解释中国资本回报率上升之谜的关键。     

资本误配置的影响因素初探

资本市场的各种不完美性会导致资本在企业间不能够以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的原则进行配置,从而产生资本误配置(capital misallocation)。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用模拟矩方法(Simulated Method of Moment,SMM),估计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的资本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函数、投资不可逆(irreversibility)程度以及折现因子(discount factor)(用来计算边际利率)。我们发现,民营企业面临的边际利率要远远高于外资企业,而后者面临的边际利率又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差别利率是造成资本误配置的最重要因素,投资不可逆次之,资本调整成本则是相对次要但仍然不可忽略的因素。     

资本产出比的省际差异和资本回报

资本产出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个经济体为获得单位产出时所需要投入的资本量。较低的资本产出比意味着可以用较少的资本获得相对多的产出。生产过程中,技术往往起着节约资本的作用。保持其他的条件不变,投入同样的资本,高技术的使用总是带来较高的产出。总之,资本产出比揭示的是资本的产出效率。当资本与产出的增长率相同时,资本产出比就会保持稳定。著名的Kaldor（1963）经济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美国的资本产出比是相对的稳定的。对此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是,经济存在向稳态（steady state）收敛的趋势。在稳态,人均有效劳动的资本与人均有效劳动的产出都是常数,资本与产出此时的增长率都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相同,因此在稳态时的资本产出比是一个常数。而Paul S.Anderson（1961）和John E.La Tourette（1969）在对资本产出比的研究中却发现,在短期,资本产出比会保持稳定,但是在长期,资本产出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R.Robson（1965）和Nicholas v.Gianaris（1970）则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事实上,当经济体产出的增长率与资本的增长率不能同步时,资本产出比就会呈现出波动。经济体的投资率、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与资本的可替代程度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引起资本产出比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