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集聚与产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C-D函数和CES生产函数，本文模拟了产业地理的演变逻辑，构建了一个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对产业地理的形成具有异质性作用，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借助2004—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贸易开放的效用是进口和出口之间作用力相互抵消或彼此增强的结果，二者对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力表现出线性、U型和倒U型特征，异质性体现明显，且存有“渗透边界”，对一些产业区位的影响在现阶段不显著；第二，与贸易开放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相比，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的交互作用随所处产业地理情境的不同会导致直接效应被增强或弱化。     

中间产品进口、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工资不平等

中间产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R&D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R&D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随着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工资不平等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分布数据,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本文发现：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呈现“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水平的银行业集中度使中小企业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最低。根据本文研究,我国银行业集中度总体上高于最优水平,但不同地区又有所差异。本文还发现,考察银行业集中度不能只关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比重的下降,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比重的替代性上升也没有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才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结构负利：流通业比重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演变趋势。本文利用扩展的索罗模型和中国省际地区面板数据探讨流通业比重变化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次,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当期流通业比重呈负相关关系,而与上期流通业比重呈正相关关系。流通业比重对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净效应既受到地区总体生产率与流通业比重之间负向关系的影响,也受到地区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根据模拟实验,2009-2014年中国流通业比重上升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约下降136个百分点。最后,地区流通效率在“流通业比重-总体生产率-经济增长”关系中发挥着明显的调节作用。在流通效率越高的地区,流通业比重上升对地区总体生产率和地区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负向作用越弱。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本地区流通效率来缓解流通业比重上升带来的“结构负利”。     

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 基本路径及走势*

本文基于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系统勾勒了中国近百年来劳动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路径和走势：劳资两利、劳工异化与资本回归是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晋徽商帮、民国商会与国企民企折射百年中国雇主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顶身股、包身工、固定工与农民工反映百年中国劳动者身份地位演化走势；立法规制、行政包办与宏观调控透视百年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的政府角色演变。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及转型现实，市场化、契约化与法治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取向和战略选择。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国民收入、价格水平与 省级政府公共文化支出

国民收入的增加、价格水平的上升会促使省级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文化支出占比吗？本文利用2004-2010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国民收入与公共文化支出占比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逐步“富裕”起来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加大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2）价格水平的上涨是迫使地方政府增加文化支出的主要原因,即“成本病”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层面的制度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应当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中国-东盟“南南竞争”区域生产 网络价值创造战略途径探寻

探寻“南南竞争”属性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创造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南南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驱动要素体系，其中区域生产网络中企业与顾客间的“协同价值”，中国-东盟间民族国家的“竞合关系”，中国-东盟空间内的“地点资源”组合，11国政府的“政治治理”，是决定与驱动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有效价值创造的“四辆马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各价值要素结构逐次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探寻能有效创造中国-东盟区域生产网络价值的战略途径。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共生抑或掠夺

本文使用大样本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来判别中国转型背景下,现阶段以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共生”还是“掠夺”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中贷款成本支出对企业利润和资产增长造成了显著的“挤压”和“抑制”效应;相反,国有企业中却表现出“共生”效应,而其他类型企业中这些效应皆不存在。这些结果验证了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造成了“掠夺”之手的效应。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对美“双重输出”格局及其新变化*

20世纪末以来，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南北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演进。客观上，中美分别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和金融资本第一大国，其大国关系的实质乃中国对美“双重输出”：中国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品和对美输出资本投资；美国向中国输出低成本资金和服务。双方因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上紧密的经济互补关系。但这一关系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美“相向转型”--中国向金融资本经济升级，美国向实体产业回调--而渐进向互斥竞争转化。处于对立矛盾却难以对抗的中国客观上只能对内依次转嫁“输入型危机”所引发的制度成本，近期需要借生态文明和城乡统筹转向国家综合安全战略调整，使这种危机借助乡土社会实现软着陆。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是全国雾霾污染的重灾区。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发现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特征。基于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三种类型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京津冀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显著相关；产业结构与其呈“倒U型”曲线，目前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自身及其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加重作用；城镇化水平对邻近地区雾霾污染具有双向效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城镇化水平质量的提高会缓解京津冀雾霾污染，实际人均GDP、对外贸易依存度、FDI、人口密度等也会对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产生影响。     

“中国制造”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的经验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制成品出口对美国就业正向拉动作用的具体途径。使用OECD 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制造品出口中来源于美国的中间产品成分，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时间呈递减趋势。2006-2010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6%。在此基础上，利用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笔者计算出同期中国出口制成品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为美国创造了171万多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进口影响创新的本地效应与邻里效应——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内地31个地区1997-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以专利数量为创新衡量指标，得到进口对创新的回归结果，发现进口对本地和邻里地区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从系数量值看，邻里效应远大于本地效应，表明邻里效应更加重要。研发人员数量和物质资本存量邻里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地区间在创新生产要素上存在竞争关系。使用不同核算方法下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确认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提出在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双循环”新阶段，中国仍要坚定地扩大各类产品进口，地方政府在扩大进口的同时需要加强人才和资本引进力度。     

财经人语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所谓竞争力是否丧失，取决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要区分两个概念：劳动成本与工资，工资指的是对劳动者支付的货币，劳动成本指的足单位产品当中工资成本所占的份额。劳动成本的概念与工资的概念有联系，中间隔着一个概念，叫做劳动生产力。工资叮以提高，但是如果生产力提高得更快的诉，劳动成本可以降低，因此工资提高不一定竞争力下降。     

评《论劳动平等》

收到老友荣兆梓教授的新著《论劳动平等》,煌煌40余万言,粗读一过,尚未掩卷,就接到他的电话,殷殷嘱我写序。但该书体大思精,需要多花时间,认真研读,匆忙之间,岂敢贸然作序,只能写一点初读的感想,以就教于兆梓兄及读者。
《论劳动平等》是一部综合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作者在自序中说：“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当从两方面超越资本主义,一方面是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更加公平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公平方面的要求越来越突显,甚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前社会不公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它不仅表现在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表现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特权与腐败的泛滥,以及群体事件、恶性事件频发。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发展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上社会矛盾的突显,而且同时是制度现象,人们不能不诘问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完善？能否完善？”在这段话里,作者将自己要研究的主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关系到我国今后改革的基本走向。
最近十几年来,党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这个问题事实上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贯彻在制度上创造更坚实的保障,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换句话说,改革的重点已经由经济领域的“市场导向”为主,转变为以保障社会领域的公平为主。这并不是说经济领域市场导向的改革已彻底完成,没事可做了,比如精简国家机关和减少行政审批等,就还需要继续大力推进。但是,现在说市场已经在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取代计划而成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绝大多数产品现在都由市场定价,产销都由市场调节--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还没有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吗？我们的经济还不能被称为市场经济吗？当然,对此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比如最近就有人说2010年之后改革停顿了,需要“重启”。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认为,为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贯彻提供制度保障,实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泽及全民的社会工程,并不是改革,反而是开改革的倒车。在他们心目中什么才算是改革呢？难道改革就是要将中国社会一直推入卡尔·波兰尼所说的那种“撒旦的磨房”？当然,这只是猜想,不敢臆断。
平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平等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关系领域,社会主义的平等,正如《论劳动平等》所反复论及的,是“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也就是按劳分配,即社会成员比例于自己的劳动贡献取得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产品。实现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的基本社会条件,是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人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而不劳而获。而要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占有上平等,是产品分配上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实现的条件,也是避免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的条件。从理论上讲,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也不应当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要充分发挥各种非公经济成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而以劳动为尺度的平等事实上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这也正是出现兆梓兄所说的“全面的社会不公”的原因。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通过国家立法,在非公经济的初次分配领域将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同时加大直接税（所得税、财产税）在全部政府税收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的税收以可以通过销售环节转嫁给他人的间接税为主）,从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抑制收入分配拉大趋势的发展。在这方面,今后的改革任务显然还很重。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单凭这条途径,还不能实现严格意义上的“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主义平等”。因为这类制度和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它们虽然缓和了社会冲突,但无法弭平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贫富鸿沟。当然,从具有“抑制资本、扶助劳工”的意义上来看,西方的福利制度是染着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与西方国家不同,尽管社会主义还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我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转移支付之外,还有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办法,那就是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立即要声明的是,主张发展公有制经济绝不是要再搞20世纪50年代那种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要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和适当地增加公有制经济在产值和就业中所占的比重。前一阵曾有人无中生有地攻击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国进民退”,好像公有制经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犯了弥天大罪,这真是咄咄怪事。不要说所谓“国进民退”得不到统计数据的支持,而且只要“进”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国进”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难道不是好事？何况这种“进”并不必然以“民退”为条件。相反,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许多生产环节是外包到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国民同进”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此外,有些人将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较高而私营企业职工工资较低说成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也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胡扯。公有制企业内实行按劳分配,一般职工工资比实行按生产要素私人所有权分配的私营企业的一般职工高,那是必然的,也是有利于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的。要找到收入差距形成的真实原因,正确的方法是将公有制企业内高管同职工的收入差距与私营企业老板同职工的收入差距相比较。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不是将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拉下来,而是通过立法抑制和调节私营企业内老板同职工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加大产品所包含的新增价值中劳动者所占的比重。
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与市场经济中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叠加”,是兆梓兄在书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等价交换就是按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这与按个人付出的劳动取得收入的社会主义平等,确有相通之处。虽然这二者一个适用于交换关系,另一个适用于分配关系,但都可以说是复杂的分工体系中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并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执行不同生产职能的个人之间实行劳动变换的经济关系形式,都具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含义。从抽象的法权的意义上说,这两种经济关系形式都表现为以本人的劳动为根据占有一定数量社会产品的权利。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这个原本并不属于商品世界的一般商品生产的主体本身被商品化了,在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中等量劳动相交换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交换之后形成的生产过程中,对他人劳动及产品的无偿占有即剥削发生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以本人劳动为根据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厌欲求,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鸿沟产生的根源。而随着贫富差距的存在和加大,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于自己生产出来而为资本家占有的越来越大的商品堆积,却日益萎缩。这实际上对资本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使得他们周期性地遇到生产过剩的危机,包含在他们占有的商品中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巨大的生产能力受到破坏。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局限。在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使劳动者本身异化为商品的经济关系被消除,劳动平等不再是劳动力买卖领域的幻象,而成为由公有制的逻辑在分配领域的现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他们在生产中付出的劳动成比例,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或者总量失衡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而结构性的局部供求失衡是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消除的。因此,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我想,这个看法与兆梓兄书中阐述的一些论点,应当是契合的。
不经意间,已经写得太多,就此打住。     

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货物贸易行业数据的再检验

文章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提供的相关数据,从进口中间投入、进口服务业中间投入和进口货物中间投入、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中间投入三个层面,考察了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货物贸易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货物行业中高技术劳动相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对中技术劳动相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进口服务中间投入对中国货物行业中高技术劳动相对就业和中技术劳动相对就业的影响均为负,进口货物中间投入对二者的影响则为正;来自东亚、欧盟和美国的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货物行业高技术劳动相对需求和中技术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均为负,来自除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中间投入对中国货物行业高技术劳动相对需求和中技术劳动相对需求的影响均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