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全要素增长率的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率即全要素增长率(TFP)与经济增长率有大致相同的趋势。依据我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效果与预期不一致,往往受到要素禀赋约束而导致偏离。该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建立了以人地比例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并基于2004-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论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以资源禀赋为门槛的非线性效应;(2)随着人地比例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特征;(3)不同地区门槛水平的分布呈异质性特征,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增长核算法计算出1978—2006年全国的TFP,并选取FIR作为金融发展指标,对二者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继而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得出FIR与TFP的回归方程。实证结果显示,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自回归调整,金融发展的短期波动也起到了显著的调整作用。     

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效应分析

采用随机边界分析方法测算了1997—2009年省际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水平,并进行了区域差异化比较;然后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度理论,构建建筑业TFP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效应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遴选出二者耦合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对建筑业经济增长方式和阶段进行了研判。研究表明:区域建筑业TFP增长存在较大差异,依据其增长率大小将31个地区划分为负增长、低增长、中增长和高增长四种类型;二者的耦合程度较高而耦合协调度较低;约束建筑业TFP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的GDP水平,判断中国区域建筑业的经济增长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和资本经济阶段。     

广东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1-200

本文回顾了国内一些学者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进行研究的文献,运用非参数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广东省21个市1991～2008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1991～2008年间,广东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有所增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近几年有所提高。广东各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均衡的情况,珠江三角洲地区较好,其他地区较次。论文在结尾部分提出几个方面建议,以促进广东省各地区工业进一步发展。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

中国全要素贡献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全要素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大。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真正引发199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和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维持现阶段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目标过高可能会导致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降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检索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基于我国2003—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过高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及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等方式,抑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应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弱化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始终将科技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提高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积极引导地方创新和绿色发展;注重区域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外围城市和科技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要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加强生态环保意识培养,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强化对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溢出。     

股权金融市场、增长方式选择与平衡增长：传统与新兴部门视角*

为探究股权金融市场对增长方式选择和平衡增长的影响,本文基于传统与新兴部门的差异,构建动态理论模型并利用“Simulink”技术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理论分析发现股权金融市场效率对平衡增长具有增长效应且存在门槛条件,效率高于门槛值时股权金融市场发展将提高平衡增长率和创新贡献率。总体上,发展股权金融市场将促进我国平衡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但东、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发展股权市场可以加快东部地区创新型增长而对西部地区没有显著作用。     

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资本深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小企业的发现*

关于资本深化促进生产率提升、资源错配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学术界基于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而针对小企业研究较少。本文构建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江苏省小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与生产率为U型关系。资本深化程度较低或较高的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促进生产率提升,而中等水平的企业呈现抑制效应。这在小规模企业、低技术行业中更加明显。小企业面对劳动工资、利率水平上涨,其资源配置效率被抑制,但是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投融资的同时,对中小企业人才和用工政策应予以更多支持。     

政府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机制：市场效应还是代理成本效应？*

本文检验了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差异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以及具体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后果的路径。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治理水平改善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核心机制在于市场效应和代理成本效应。其中,市场效应占主导地位,政府治理水平影响民营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在于市场效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了企业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其中政府治理的市场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资本投入和中间投入的敏感性,而代理成本效应主要影响产出对中间投入的敏感性。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0-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规模发展和金融效率发展两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联系以及中间渠道。研究结果发现,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且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无论是从金融规模发展角度还是从金融效率发展角度去分析,都证实了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金融效率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显著地高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且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是技术进步效应而非技术效率增长效应;通过引入衡量金融发展缺陷程度指标（民间金融发展规模）,证实了中国金融发展体系效率低下。民间金融发展具有TFP增长效应,且民间金融发展TFP增长效应要显著地大于正规金融发展的TFP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外部金融依赖度、有形资产率两个与金融市场相关的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把贸易行业SITC 4位分类数据转换成工业行业ISIC 3位分类数据后,利用多国行业面板数据,对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回归。6个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回归系数都表明,金融发展会促进外部金融依赖度高的行业出口和形成比较优势,但是金融发展不利于有形资产率高的行业出口并且会降低其比较优势。对行业净贸易额和净出口比较优势表示的贸易结构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发展是影响贸易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1993—2001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即使对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仍然构成其最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并且支撑着企业活跃的投资活动。然而,企业获得贷款的结构不合理,对贷款的利用效率日益下降,除了贷款以外,金融体系所提供的其他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明显不足。这说明银行业从提供融资支持上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但在优化资本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功能尚不完善。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著。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著,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动员效率

在渐进转型时期,我国微观主体效率总体低下,无法满足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协调一致的必要条件;依靠金融动员高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金融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相当长时期内的现实选择。强控制金融下的高动员效率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也累积了巨额不良资产等严重问题,数量扩张型增长难以为继。随着各种经济社会条件变化,金融动员高效率让位、回归于金融配置高效率成为必然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