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地区共享发展——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区、市)和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省域间、省域内及城乡间三个维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省份层面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省域间协调发展;通过提升城市的功能分工情况以及提高城市的创业水平,来增强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动能,实现省域内的协调发展;通过提高城市的劳动力质量,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加快实现地区间共享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动态演进

本文基于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全面测度2009—2018年我国软件产业效率,并采用条件Kernel密度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揭示中国软件产业效率的时空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软件产业效率整体较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该差距逐步扩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差距呈现不同程度的缩小;整体上我国省份间软件产业效率不存在空间集聚;东部地区内部省份间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份间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为实现我国软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进一步增强软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地区继续挖掘优势并着力补齐短板,构建软件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社会发展差距缩小必须以经济发展差距缩小为前提

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的缩小必须以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为前提,没有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差距的缩小。在我国现阶段,试图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的前提下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这是不现实的。     

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2012—2020年各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结果显示,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呈现缩小态势,落后省份的追赶成效开始显现,但与领先省份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东北地区省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整体呈“中部塌陷”分布格局。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科研财政拨款、城镇化率、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等因素均是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业机械投入强度会显著抑制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在控制省份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后,各影响因素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保持不变。     

中国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研究

从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社会电商发展、数字应用支持、互联网普惠情况、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等多个维度选取21个基础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来计算我国31省份（不包括港、澳、台）的数字经济发展得分。文章选用基于因子分析的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5—2019年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出各省份的综合得分和主因子得分。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不同梯度和不同因子维度，各省份也存在发展差距。具体表现在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领先，中部地区的发展较平均，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各个维度相辅相成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数字经济发展比较一般或比较差的地区主要受落后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制约，对此文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反映增长的优劣程度.笔者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度了过去10年30个省市工业部门包含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此作为各地区工业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研究区域工业增长质量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增长质量呈梯度分布趋势,但界限已不再明显;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呈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东部各省份工业增长质量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步缩小,而全国总体及中西部地区工业增长质量差距呈扩大趋势;全国总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存在条件收敛,对外开放水平和环境规制程度对区域工业增长质量差异的缩小起促进作用.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注重省内差距的变化

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不仅存在于省际之间,许多省份内部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中国省际间地区差距开始有所缩小,但许多省份内部的差距反而有所扩大。本文发现,各省内部差距并没有显现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自动缩小的现象,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种形式促进地区内部的协调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结构影响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其不均衡发展势必会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不均衡。选择1978—2008年全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城市化率、城乡就业差异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等经济和社会因素指标共同构建VAR计量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说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总量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金融效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对于乡镇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乡镇企业没有能够得到金融的有效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农民的增收,也就限制了乡镇企业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作用的发挥。     

不同区域类型下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

1997年至今,是中国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理论界对就业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差异很大,分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创新地利用人均GDP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把全国分为四个区域,把发展阶段相似的省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四大区域分别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中国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评价与分析

本文从省域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的内涵出发,综合应用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与德尔菲法,构建了包括6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138个四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评价与分析了中国大陆地区各省域2005年和2006年的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状况,并针对我国农村经济综合发展实力弱、地区差异大、排位变化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剔除经济影响后我国省际间人口素质差距到底有多大?

关于人口素质普遍的一个观点是:目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并且地区差距大。人们对人口素质差距的认识普遍来自于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感知,形成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反映人口素质的部分指标同时也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因此,地区人口素质的评价结果往往与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一致。但是,地区人口素质差距真的与经济发展差距完全一样吗?借鉴协方差分析思想,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对传统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改进,构建了包含外部经济环境效应的综合评价模型,并对我国人口素质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地区间外部经济环境效应显著存在,经济环境能影响人口素质的外在测量指标,但剔除外部经济环境效应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地区间人口素质差异明显缩小,实际上,地区人口素质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粮食生产

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根据1990-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结果,以2004年为分界点,2004年之前的收入差距对粮食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粮食安全状况将全国各省分为四类区域,欠发达地区粮食增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最明显。应重视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     

中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演变及经济合理性研究:1995-2010

通过比较1995—2010年三次人口调查数据,考察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的特征演变及经济合理性。结果表明,1995—2010年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数量上呈现出规模趋大,流入流出分布均呈空间极化和时间惯性,典型流入省区的流出增幅趋大,流动重心北移等特征。结构演变则表现为省际流动劳动力年龄分布趋于集中,纵比中年化与横比年轻化并存、受教育水平趋高但增幅趋小、经济型流动为主且日趋明显、中西部短期化流动倾向增强,东部和东北部则渐趋长期化、就业集中于二三次产业,且东部更趋向集中等。计量结果显示,1995—2010年的省际劳动力流动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缩小省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具备经济合理性。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br#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东西差距显著。（2）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差距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3）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变化的新趋势与应对策略

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把握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和成因,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科学依据。研究发现,近十年来,我国沿海与内陆区域经济差距有所减缓,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呈现有所扩大的趋势;城市群之间、欠发达区域之间等南北方同类型区域间差距全面拉大;城乡差距普遍缓和,经济发展越落后地区的城乡差距依然越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边境省份和邻近国家之间,我方超前发展普遍加快。进而讨论了产生区域发展差距新趋势的原因,针对我国新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包括:近期,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来抓;适应南北差距扩大的规律,激发南方发展的动能,使之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按照打持久战的部署,在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应将扶持相对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作为区域政策的重点;面对新挑战、适应新形势,以解决新基建"嫌贫爱富"为抓手,扭转区域创新能力在我国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持续扩大的格局,激发创新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贡献。     

中国城市化地区差异与就业结构比较分析

城市化和就业这两大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关注的问题,城市化水平与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率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地区差异很大。聚类分析它们的相关性,比较分析这10年间各省区城市化发展速度和三次产业就业增长速度,说明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距及动态规律

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如何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及时空特征,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构建涵盖新质人才资源、新质科学技术、新质产业形态和新质生产方式四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Critic-Topsis综合评价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考察我国30个省份2012-2021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动态规律。研究发现：2012-2021年,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但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多数省份的新质人才资源、新质科学技术、新质生产方式和新质产业形态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东部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大,东部与东北地区区域间差距最大,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该研究识别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三维距离的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9年28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省际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空间格局,分析三维距离对省域创新绩效空间溢出影响,探索通过区域创新能力构建促进创新强省创新绩效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省域创新绩效由低向高增长阶段对邻近省域产生回流效应;在高位增长阶段,对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经济水平差距大的省域具有回流效应;对空间邻接、地理距离邻近和经济距离邻近省域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原始创新力对区域创新绩效溢出效应的促进越明显,且呈倒U型曲线趋势;经济水平差距是技术创新力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差距的关键因素;空间邻接和地理距离邻近是成果转化力空间正向溢出的关键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