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以详实可靠的中外批发物价指数资料来研究1867-1937年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当把国外批发物价指数变换成以银计价的指数后,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显著增强。这不是巧合,说明国外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波动有较强的传导性,近代中外经济波动之间有内在联系。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波动深受美、英两国经济的波动影响,但美、英两国经济波动几乎不受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造成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深受计价货币影响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物价核算基础货币的不同,造成计价货币变换前近代中外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不强;二是在自由汇率制度下,国际白银购买力的波动造成了国内白银的流入与流出,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萧条。     

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

金融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而公债将国家财政和金融发展联系起来,推进了金融革命和经济转型.文章基于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的资料,探讨了近代化过程中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现代金融体系转变与成长的演进路径以及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层次和阶段.研究表明:(1)金融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始于政府财政体制的变革,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新式银行和公共债务市场到私人融资和资本市场,再到完备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综合发展的演进路径;(2)近代中国的政府公债既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成长,又决定了其发展水平;(3)虽然金融的现代化转变已经启动,新式银行体系也已初步形成,但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公共债务支配的时期,以股票和企业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仍然没有到来.当前,我国正处于政府债务和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推进银行体系和公共债务市场的改革,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重商,其中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经济伦理观反映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倡导富国利民以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承继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的基础上,还立足于近代中国国情,建构起具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特点的经济伦理思想,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     

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如何?一百余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还是慢?这一百余年的经济史如何划分阶段?本文利用可以找到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运用数理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程度、发展状况进行度量和分析，以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始于19世纪80年代，止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中长周期波动；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总趋势与发展阶段三个部分组成。     

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制度的演进--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视角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文章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制度的演进历程,试图从制度演进角度来展现近代中国农业合作金融的全貌。研究表明：（1）近代中国的农业合作金融先后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即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引动与农民自动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国家和社会引动以及社会自动型制度、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的国家代动与农民被动型制度;（2）无论哪一种制度模式,虽然起到了缓解农村金融枯竭、打击传统高利贷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又都未能跳出合作金融悖论的怪圈,而合作金融悖论导致近代中国合作金融制度背离了“草根金融”的本质并最终走向失败。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构建合适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

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如此富裕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在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本依赖“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对此做了解释。章首先发现了改革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率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的负相关关系，然后给出了对这一关系的理论解释。章认为，出现这个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敏感。在此基础上章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近年来的持续下降可以由资本形成过快、从而投资收益出现持续恶化来解释，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短期）总需求不足的结果。这意味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严重制约。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产生１账局是中国银行业的开端。当时，中国高利贷资本和货币兑换资本没有转化为银行业，银行业产生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创造一种自己的银行业，这就是账局。从清末资料中发现，创办最早的一家账局，名叫“祥发永”，乾隆元年（１７３６...     

“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陈焕章的“理财学”“生计史”和“社会主义”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

本文在考察经济全球化即世界经济体系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时期所处的不同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历史中，中国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中心——弱势——崛起”的变迁过程。透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变迁，为批判“中国威胁论”、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模式等错误观点以及为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在近代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和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近代海外白银流入的货币效应分析:中西方比较的视角

自近代以来,中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显现出来不同的趋势.而美洲大量的白银得以发现并开采,引起了世界贸易与货币存量的变化.自公元16世纪起,白银几乎同时流入中西方社会,但是所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文运用中外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了白银分别流入中国和西方(以西欧为代表)所产生的不同的效应,试图从制度层面更加深入的发掘中西方社会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需要的条件.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中国货币经济的冲击——1933～1948年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失败及其遗产

本文从货币经济史的视角考察了1933～1948年中国货币经济现代转型的历史主线,揭示出大萧条的外部冲击是导致中国转型由渐进到激进的主因,并最终诱发了中国货币经济的总溃败。分析指出,外部冲击下的白银经济向纸币经济的急进的现代转型及其最终的全面失败,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方向,为政府部门全面掌控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进而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历史契机。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与中国经济学

王亚南首先提出要联系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概念，并写出了一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即《中国经济原论》。该书在理论核心、体系、篇章结构及方法上均具有鲜明特色，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时至今日，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过程中仍发挥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中唯一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专著。     

中国特色不良资产处置与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虚拟经济理论的视角

解决不良资产风险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本文揭示不良资产与金融危机的一般规律,指出管控好不良资产率是避免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代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首先爆发进而引发实体经济危机,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活动引发系统性风险呈现不同的特征、路径及危害,只有秉持货币金融“公器”标准才是合理配置市场资源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根本。中国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保持40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及其与经济运行相契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良资产处置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是与西方“市场经济规则”不同的实践创新。中国应从化解风险职能、支持不良资产处置与经济增长同步以及金融市场规范化、国际化的角度,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高质量增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经济转型与货币需求

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再估计,通过引入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作为衡量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量考察货币需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和经济转型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尽管1978—2007年间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发生了较大的转型,但通过引入适当的制度变量,仍然可以得到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本文建立的货币需求动态模型证实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无论长短期都是拉动货币需求增加的因素,通货膨胀是解释货币量的有效外生解释变量,短期内利率变量对实际货币需求影响不显著,但其确实显著地进入了长期货币需求关系。     

“渐以洋钱定价”:明清白银流入与社会经济变迁

15、16世纪之交,世界进入大航海或地理大发现时代,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明隆庆年间,朝廷改变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部分开海,中国联结世界各地的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贯通,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海外各国的大宗商品发生重大变化。数目惊人的白银贵金属源源输入中国市场,成为国民经济日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硬通货,对中国的货币结构、金融体系乃至财政经济、社会生活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由于国内产银不足,白银供应凭藉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大量出口的贸易顺差过度依赖海外白银流入的模式,也为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埋下各种隐患。     

经济体系下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效果因素分析

从古至今,人们的生活始终没有离开过货币,从远古时代的“贝壳货币”到现代的纸币、硬币、网络货币等,货币是一种等量兑换实物的载体,更是经济发展体系下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模块.中国银行在一定经济体系下开始实施货币政策,其经过一定的传导过程,将其影响导入一国经济的实际领域,最终达到既定目标,这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在经济体系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中,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就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和阐述.     

简述近代中国租界的形成和扩展

近代中国遍布主要通商口岸的租界,表面上是供外侨“居住和经商”的一定区域,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把它变成半殖民地中国的国中之“国”,租界实际上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据点.近代中国租界的形成与扩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和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的.近代中国的每一步沉沦都刺激了租界的恶性膨胀,而租界的每一次恶性膨胀又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

本文以邓小平同志"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论断为切入点,提出需要认识和把握现代经济是金融核心地位的先决条件,"核心"应为功能核心而并非产业核心;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远未进入现代经济阶段,当前不应将金融置于中国经济的核心。本文认为,由于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论断的认识偏差,导致了当前中国某些领域存在着金融非理性发展的不良倾向,并造成诸多危害。本文在分析有关国家金融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好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关系问题的四项战略举措,即: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推动中国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发挥金融对实现国家战略的作用,以及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引导。     

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

由于中西社会经济实践与理论发展的时空错位,近代中国无法直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与实践,为此近代中国经济学人展开了漫长的经济学中国化探索.文章按照时间线索,以近代中国新旧学术体系的嬗变和经济学研究主体的转变为依据,结合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的双重因素,将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与转型划分为格义、分野与自立三个阶段:"格义"对应着初始阶段,即传教士与传统知识分子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重述和移植西方的经济思想与实践;"分野"对应着发展阶段,即时人对经济学的新认识与探索主体的新转变为近代中国经济学从传统知识体系的"格义"版本转向现代学术话语的科学版本奠定了基础;"自立"对应着深化阶段,即新知识分子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力,推动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并在本土研究与应用中逐渐形成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自立诉求.研究显示:(1)经济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主线,科学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所带来的中西学术合流与分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内在张力;(2)经济学中国化的深入开展道明"中国经济学"的缘由,"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标志着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深化,二者构成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演化全景;(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是科学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实现有赖于学界在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掘中西发展时空错位的后发优势,直面时代共同话题,归纳提炼系统性的新理论,实现中国与经济学的互相成就.     

中国近代的证券交易所

中国近代的证券交易所最早出现于清末,既有外商办的,又有国人自办的。它们分布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地。就证券监管方面而言,民国时期是以政府对交易所进行监管以及通过交易所实施监管为主要环节。近代中国证券监管体制属政府型监管体制,但政府中未设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而是由主管商业的部门以及财政部来负责。对中国近代证券交易所存续、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战争、通货膨胀、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还有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及其兴衰变化等。近代证券交易所在健全证券市场、吸纳游资以及促进工商实业发展上起过一定作用,但也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