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与进入模式选择

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股权进入模式,我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增长,并迎来了通过跨国并购进行全球布局的较佳时期。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两种进入模式选择的宏观、产业和微观三类影响因素,指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进入模式选择的建议。     

制度距离、强效制度环境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2001至2012年中国88个跨国企业325个对外投资样本,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除了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机理外,同时考察了强效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就对外投资建立方式而言,高正式制度距离与中国跨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正相关,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选择何种建立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存在的情况下,东道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建立方式有显著影响。就对外投资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因素而言,正式制度距离越远,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选择合资方式的概率越大,且二者的相关性显著,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影响则不显著。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它分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着手,简要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相关理论和日、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深刻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在详细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及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位选择,制度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与模型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对区位因素的研究,依据方向性把这些理论分为在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时对区位的选择是方向模糊、单方向、双方向等几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推断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选择的区位应当是能够延续或培养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的结论。进一步抽象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以是否培养或延续企业竞争优势为准绳来解释企业的多向区位选择。     

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在介绍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投资规模、产业分布、区位选择、模式选择、投资主体、组织结构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从政府服务支持体系与企业自身建设两方面提出推动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     

我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从技术获取型FDI和跨国公司投资模式选择入手,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我国企业通过何种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以便获取企业长久发展的技术,以及各种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从而为我国跨国企业技术获取型FDI选择适宜的投资区域和投资模式。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研究

从实物期权理论出发,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者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对2011年-2015年浙江省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符合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的假设。东道国的增长机会越多,投资的不可逆性越强,企业越倾向采用绿地投资进入模式,并且绿地投资的投资规模相对跨国并购的较小。     

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股权结构和组织资源在OFDI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用2005—2016年"走出去"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OFDI的面板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了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检验了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能够显著地负向调节股权集中度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沉淀性冗余资源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效应。不同于以往宏观层面的研究,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微观视角,创新性地将公司治理、组织冗余问题纳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研究之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中国的企业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号召下,逐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好大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因此,找出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很重要的。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PSM-DID实证方法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及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最为显著,以资源寻求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与动因分析

通过选择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析这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可以解释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根据广东二十多年省内及对外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环境现状来看,促使广东企业对外投资的基本动因是推进产业结构提升、开拓市场、获取资源、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当然,这几大动因在目前的迫切性是不同的。     

中国企业商业领域跨国经营模式及商业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商业领域的对外投资趋势也日趋明显。按照投资主体，商业领域对外投资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企业实施的对外商业领域投资；一类是非商业企业实施的对外商业领域投资。由于当今世界从事商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为跨国零售企业，因此非商业企业实施的对外商业领域投资较少为人们所关注。     

企业会计准则下股权投资分类计量的经济影响——以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本文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企业股权投资的划分在实务中存在混乱的现象,通过对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戈尔)部分对外投资的分析,说明了不同股权投资分类会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经济影响.最后对股权投资的分类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在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以及长期股权投资内部不同分类的选择.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分析

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情况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指美国企业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设子公司,或以出让"专利权"等方式购买外国企业股份,或与外国资本建立合资企业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股权投资、公司间债务投资和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其中以海外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为主。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各国中处于最高水平,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既关系到投资企业的微观经济利益,也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区位因素与企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由此清晰地展示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选择

近年来,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选择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于企业成功实现“走出去”战略尤为重要。本文从企业优势有效转移和利用的视角,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归纳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一个选择直接投资方式的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一框架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提出了策略建议。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产业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使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竞争环境、外部金融依赖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均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鼓励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研发投入的增加则促进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此外,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