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溢出效应及动态相关性研究

采用2009-2012年上证综合指数和中信标普全债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基于VAR(5)-MGARCH(1,1)-BEKK模型和DCC-MGARCH(1,1)模型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相关性.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只存在股票市场向债券市场的单向价格溢出效应,两个市场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的相关性呈现出动态时变特征,总体而言具有正相关性,但是在不同的阶段两个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金融传染效应的内在机理与解释--基于次贷危机以来的证据

以2007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日为研究区间,基于DCC-MGARCH模型对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美国股市影响亚洲七国和地区的时变传染性进行实证研究,并从基本面因素与非基本面因素两个层面解释金融传染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次贷危机期间,存在着美国股票市场对亚洲七国和地区股市的时变动态传染机制,金融危机的传染提高了美国与亚洲各国和地区股市的协动性;亚洲各国和地区股市也存在显著的协动性与传染性,各国股市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着显著的均值回归现象。     

金融传染效应的内在机理与解释——基于次贷危机以来的证据

以2007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日为研究区间,基于DCC-MGARCH模型对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美国股市影响亚洲七国和地区的时变传染性进行实证研究,并从基本面因素与非基本面因素两个层面解释金融传染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次贷危机期间,存在着美国股票市场对亚洲七国和地区股市的时变动态传染机制,金融危机的传染提高了美国与亚洲各国和地区股市的协动性;亚洲各国和地区股市也存在显著的协动性与传染性,各国股市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着显著的均值回归现象。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溢出风险测度——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证据

本文基于VAR-DCC-MGARCH模型分析了沪市基金指数与股票指数和国债指数的波动相关性和溢出效应,估计了三个市场的VaR,并通过失败检验法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金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条件相关系数一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与国债市场以及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而且走势呈现相似性,但是统计检验显示基金市场与国债市场的相关性不明显。基金市场对自身和股票市场存在显著波动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国债市场和基金市场存在一定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在给定期望损失概率下,发现基金指数收益率的VaR波动最为剧烈;股票指数收益率的VaR变动风险与均值的比值是最高的;结合剔除其他市场波动影响的VaR发现,三个市场的风险承受度更高,可以接受更大的损失收益率。     

中国股债市场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观不确定性和协动性视角

本文借鉴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无套利仿射模型,基于"定价核"的定价方式,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解为其主要驱动因素--通货膨胀、真实利率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协方差。在实证部分,采用DCC-MGARCH模型计算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验证中国股债相关性的时变规则;进而通过回归分析探究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对中国股债相关性的贡献。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以及真实利率与通货膨胀和股息率各自之间的协动性是影响这种相关性的主要因素;通胀冲击、真实利率和股息率可以解释这种相关性与长期动态的暂时背离。其中,通货膨胀和股息率的不确定性对股债相关性的影响与其他欧美主要经济体有着不同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此外,相较于中国经济市场的平稳时期,股市动荡期间各经济因素的影响会发生改变,且模型解释力会降低。     

国际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经验证据

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依据澳大利亚、中国大陆、日本等八个亚太股票市场2000年1月4日至2017年4月7日数据,考量国际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结果显示:原油市场与亚太股票市场呈正向联动关系,在极端股市条件下两个市场的联动性更为明显.原油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在结构突变处发生阶段性变化,两个市场的波动具有明显的传导作用.鉴此,投资者需注重防范市场间的风险传染,政府部门宜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金融危机对中国股市波动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GARCH模型族的分析

针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利用GARCH模型族方法对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征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首先对GARCH模型误差项的选择进行了比较,然后采用GARCH模型族对上证综指对数日收益率波动性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上证综指的日收益率序列在金融危机前后均表现出波动的集群特征和"杠杆效应";金融危机之前,中国股市符合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而金融危机之后,高风险并不意味着高收益;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市场波动的持续性和长期记忆性减弱,意味着股票市场短期波动加大,短期风险增加。     

沪港通强化了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吗?

本文选取2012年6月至2017年4月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的日收盘价数据为样本,区分沪港通实施前和沪港通实施后两个阶段,通过建立BEKK-MGARCH模型和DCC-MGARCH模型,从波动溢出效应和动态关联性两个层面对沪港通前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实施前,两地股票市场间仅存在香港恒生指数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单方向波动溢出效应;沪港通实施后,上证综合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此外,上证综合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之间波动的动态关联程度在沪港通实施前平均仅为0.11,而在沪港通实施后跃升为0.55,并且非配对T检验的结果显示该跃升是稳定且显著的。因此,沪港通有效增强了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的一体化。     

可转换债券收益率与基础股票收益率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分转股前和转股后两个阶段,对比研究我国可转债收益率与基础股票收益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可转债收益率与股票收益率在转股前后两个阶段,在相关性、收益率水平及波动性方面均存在明显变化。此外,通过以工行可转债和中行可转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转股期前后,可转债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误差修正效果显著。     

后金融危机时代关于中国股市与世界重要股市联动性的思考——基于金融危机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Johansen协整的方法,考察了2007年次贷危机乃至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股票市场联动性的变动情况,并且将印度、巴西、俄罗斯这三个与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最相似的国家作为对比项,从而得出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联动关系更加客观、可比的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与各大股指的长期均衡关系在危机前相对较弱,金融危机发生后进一步减弱,但相对于印、巴、俄三国而言,长期联动关系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保留下来了数量较多的与重要股指之间的协整关系。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