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1987—2006年重庆市出口、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重庆市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进出口、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和检验

本文根据协整的相关理论,利用中国1980到2003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FDI 和国内投资之间不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FDI 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Granger 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短期来看,国内投资、FDI 与GDP 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但它们的因果方向却存在着差异。     

FDI与苏北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相关理论,利用1992～2009年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FDI与苏北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与GDP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短期,FDI和GDP互为Granger原因,而在长期,存在着FDI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     

服务业FDI自由化与我国经济福利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85~2005年数据对服务业FDI自由化与福利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服务业FDI自由化在长期内有利于我国经济福利的改善,但短期内对我国经济福利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服务业FDI自由化不是我国经济福利增加的Granger原因,而我国经济福利增加却是服务业FDI自由化的Granger原因。     

湖北省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91-2008年湖北省进出口总额、FDI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湖北省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因此.湖北省在发展对外贸易对应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并重,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俄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对中俄出口贸易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贸易与汇率的变动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不显著的结论.     

东盟五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制成品出口贸易相互关系分析

文中对东盟五国FDI流入和制成品出口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泰国外,东盟四国FDI流入和制成品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口贸易拉动FDI流入,属于出口导向型投资;泰国FDI增长对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是投资推动型出口。东盟五国FDI与制成品出口贸易相互冲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FDI流入的“内生性”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FDI对出口贸易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内生性分析引入出口贸易增长模型,并借助1990—2005年我国30个省市的出口贸易与FDI流入的统计数据,分三个阶段;1990—1997年、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我国省区FDI与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FDI流入形成内生出口贸易增长效应,结果支持“FDI的出口贸易促进论”,出口贸易对FDI流入起“示范”效应。     

进出口贸易与大连地区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06年度大连市统计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加入进口、消费、投资等解释变量,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大连市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大连市的经济增长与进口、出口、消费、投资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进口、出口和投资明显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连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FDI、对外贸易对中部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部地区1993年至2007年年度样本数据,应用协整理论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了FDI、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与对外贸易互为Granger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短期内与中部经济增长不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波动冲击表现出较大的正向效应,而FDI由于地区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同时方差分解也表明对外贸易在中部经济增长预测误差的方差贡献度中所占比重最大。     

熵权法测度下广东绿色经济受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促进广东省经济增长"高质量"与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发展,本文基于熵权法先测算出广东省2000-2018年间绿色GDP,再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广东省2000-2018年间FDI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是其绿色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绿色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外贸进出口产生巨大的替代效应,抑制了外贸发展对广东绿色经济的贡献度。     

日本对华农业直接投资与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关系研究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和农业外资来源国之一,研究中日之间农产品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深化对双边农业经贸关系的认识。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日农产品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日农产品出口、从日农产品进口和贸易总量与日本对华农业直接投资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互补关系;FDI和对日农产品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和短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FDI对农产品进口具有单向的长期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协整与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基于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发现:东、中部地区的FDI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在西部地区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三大地区的进口均是FDI的Granger原因,但出口并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东部地区的FDI很显著地构成了进出口的Granger原因,但这种Granger因果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却并不存在。文章结合区域差异结论,从技术溢出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     

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学者们偏重于从中国总体、地区或国别视角考察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较少从行业层面上对其展开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从制造业行业视角,采用有界协整检验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FDI与贸易收支关系在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表现;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收支,而从长期看,则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FDI增加均有助于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其贸易收支。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能全面、准确反映贸易利益的收入贸易条件为着眼点,力图说明FDI对其影响。首先,利用回归方程测算出1985～2008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扩张,导致中国在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同时,收入贸易条件却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的结论;其次,以实证数据为基础,利用协整模型对收入贸易条件与FDI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由此得出,长期内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FDI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FDI的增长正是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格兰杰原因。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FDI和出口的激励,以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1982~2005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的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直接投资,无论是存量指标还是流量指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不显著的负的影响,但却都显著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不同的是,直接投资流量只在长期影响服务贸易进口,而直接投资存量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会对服务贸易进口产生影响;此外,服务贸易进口在短期会对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在长期并不对直接投资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