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给付程序改革初探——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例

本文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蓝本,借鉴他国相对成熟的法律机制,运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针对我国行政给付程序特殊性,提出我国的行政给付程序发展应以受给权的迅速实现为本职;其次,在加强信息透明度的同时,还应注意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免受侵犯;最后,在行政救济程序中,也应在立法上体现对行政给付行为的特别关怀.     

行政给付与给付行政的概念辨析

本文拟从行政给付与给付行政两个概念的形成及使用的不同语境入手,进行分析,认为行政给付为我国当下具体行政行为使用语境下的概念,而给付行政则为行政模式、理念转变下使用的概念,应在不同的语境下分别适用,切不可混淆。     

行政诉讼反诉制度的诉讼构造及创设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对反诉做出了排除性规定。该规定虽然避免了导入反诉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新的程序风险,但同时也保留了在行政主体诉权领域存在的规范漏洞。行政诉讼反诉主要是实体上具有平等法律地位主体之间的当事人诉讼,其实体法基础源于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结构。行政诉讼反诉以存在独立的诉讼标的为前提,在一般给付诉讼和确认诉讼中存在适用空间。建议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对行政主体的起诉权与反诉权进行并置规定,在立法技术上通过诉讼类型或者案件类型对反诉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并对反诉的特殊程序规则进行明确规定。     

完善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思考

农业补贴是一种政府提供的行政给付行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在向WTO《农业协议》的规定靠拢,但仍存在制度弊病。我们应当从农业补贴固有的法律属性和我国农业补贴的现实性两方面来理解这一制度。并根据我国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从法律体系完善、制度内容合理化、实施效果改良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更新。     

老龄危机背景下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方案的比较与思考

通过梳理15个试点地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对参保对象、基金来源、给付对象、评定依据、服务项目、服务形式以及待遇支付等进行比较分析。以老龄危机为背景,深入思考与探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保对象的覆盖、给付对象的界定、筹资主体的确定、保障内容的提供等问题,同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参保对象应延伸至农村;给付对象暂定为重度失能失智老年参保者;筹资主体做到真正多元化;服务项目以生活照料为主;待遇水平体现出对居家护理的支持;给付形式引入现金给付。     

论我国程序法制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制,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是程序法制的重要内容和结果。通过程序法律制度对相对人实现法律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一)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的传统皇权神化,"神秘主义"是我国行     

论行政调查中的公民权利与义务

我国目前对行政调查定性不准，对其制度研究不应偏重于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应更加重视对相对人和相关公民的权利保障以及对他们设定协助义务的合理限度，确保三者的平衡。本文以行政调查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以及公民的义务为线索，结合案例及国外相关法律制度，分析行政调查权的行使与控制、行政调查程序的构建等相关理论。     

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研究

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治。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一方面保护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是行政相对人对抗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保障。本文从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基本理论入手,进而介绍了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基本内容,最后从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定来透视我国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相对人程序权利的构想     

我国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给付方式探析

面对日益凸显的"护理危机",构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体系意义非凡。通过分析制约商业长护险给付方式的各种因素,论证采取混合给付方式的必要性,提出完善商业长护险的给付模式建议,以期被护理者的多元化给付需求得以满足。     

重疾险给付条件：合理性和再设定

重大疾病险给付条款所依据的医疗技术规范和确诊标准落后,无法体现目前医学界普遍通行的确诊要求,与现实的治疗手段相差甚远,不符合使重疾险被保险人能够在身患重大疾病时得到一些经济上补偿的初衷。保险公司为了规范给付的标准,或者出于约束自己责任的目的,不能简单地以“首次罹患”为给付条件,应从多方面进行考虑;要明确确定所承保的疾病范围和疾病定义;给付标准应清晰、严谨、准确并符合医学标准。     

人口老龄化与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研究

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为切入点,结合湖北省人口老龄化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现状,构建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模型,测算了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度给付水平的上下限,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功能的政策建议。     

试析《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有关听证程序的突破和创新

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和灵魂,是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有关行政听证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行政听证的一次革命,给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带来的新的尝试,也对推进了我国行政程序的法制化的进程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研究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而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又是听证制度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听证笔录应是行政决定唯一依据的结论，而我国相关法律缺乏对行政听证笔录效力的完善规定。随着人们程序理念的不断增强和程序法治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我国应引入案卷排他性原则，使听证笔录成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促进听证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企业年金确定给付型计划与确定缴费型计划研究

文章对我国企业年金的基本理论和缴费进行分析,比较确定给付型企业年金养老计划与确定缴费型企业年金养老计划的各方面的差异。从养老金的给付情况来看,确定给付计划不但可以保证雇员退休后得到稳定,持久的退休金收入,还可以为其提供健康给付、伤残给付等辅助养老金,充分实现了社会保障的目的。从建立成本的情况来看,确定给付型计划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论行政合同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给付行政、服务行政观念的确立,传统的行政目标和行政管理手段开始发生变化。与此相伴,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已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尚未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本文通过对行政合同概念、当事人权利、程序以及救济途径的探讨,旨在明晰相关理论问题,推动行政合同的法制化构建。     

政府采购和内部控制在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中的应用

现今,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政府采购行为和资产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给国家财产带来损失的同时也给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是保障国有财产安全性和使用有效性并提升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所存在的采购程序不规范,内部控制随意性强等问题,从政府采购和内部控制方面提出改善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弊端的建议.     

论不法原因给付

大陆法系各国通常确定了＂不法原因给付不能请求返还＂这一基本原理,英美法系国家虽无此的规定,但衡平法彦有：＂入衡平法庭者,须自身清白＂。种种不法原因给付行为时有发生,但我国立法没有明确采纳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仍适用无效民事行为法律后果的处理机制,出现了适用上的不统一等混乱和不合理现象。我国非常有必要引入不法原因给付制度,并利用该制度对现行的无效民事行为处理机制进行重新整合。     

论行政信用评级的属性及其法律控制——基于行政过程论视角的分析

受经典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诱导,偏重于“单一节点”的研究方法无法管窥行政信用评级之全貌。借助于行政过程论研究范式下的阶段性构造分析,行政信用评级本质上是由信用信息归集行为、信用信息评价行为、信用等级计算行为、信用等级公开行为组成的复合型行政活动。其中,信用信息归集行为的法律性质有四种,分别为不真正多阶段行政程序行为、实质意义上的行政内部行为、行政协议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信用信息评价行为应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信用等级计算行为应当定性为自动化具体行政行为,但在评级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仅成立内部行政行为;信用等级公开行为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行政信用评级本质上并无授益或负担属性,但评级结果对信用主体的声誉、资格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当从创设依据、适用范围、技术程序与救济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对行政信用评级的法律控制。     

不法原因给付的困境与规则构建

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的传统规则面临诸多困境：“不法即合法”、同为违法一方却额外获利、悖于规范目的。动态系统论回避问题真正解决方案，区分不当得利返还是否等同于承认合同有效，无法解释诸多例外情形，比例分担路径的实质仍是全部返还或否定返还。博弈论视角考察表明，不法原因给付的一般预防功能，主要在不法原因给付受领人尚未提出违法悖俗给付时发挥作用。罗马法中不法原因给付不得返还之规则适用于目的不达型返还之诉中，旨在阻止当事人于未来提出不法原因给付。由此所带来的启示在于，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一般预防功能应着眼于当事人尚未实施违法悖俗行为之时，在此基础上形成合理规则，在双方均已经提出给付时，应肯定各自返还请求权，在目的不达型不当得利案型中，若受领人尚未提出给付，应否定给付人的返还请求权。     

论行政调查中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近现代以来随着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活动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行政调查权力,行政相对人则负有配合行政调查的义务。实践中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调查行为进行规范,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必须完善行政调查中行政调查中相对人权利的法律规定,加强行政调查的程序规范和权利救济,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体现现代民主法治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