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聘请非家族经理的动因与影响研究 ——基于文献的综述

当前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聘请非家族经理以维持生存和保持有效运作的现象受到学界的关注.文章系统梳理现有非家族经理研究文献,首先阐述非家族经理的内涵,然后从家族、企业、个体三个层面归纳非家族经理的聘请动因与特征影响因素,总结非家族经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明晰其带来的优势与挑战,探讨适度给予所有权、公平氛围、监控机制等管理措施,最后构建非家族经理的综合研究框架,并为未来非家族经理的研究指出方向.     

基于控股股东利益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研究

本文结合家族企业情况，通过对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的相关理论的回顾，分析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指出了基于控股股东利益的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相关特点。     

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演进的现实障碍

<正>家族管理是家族企业较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模式。当企业规模不大时,家族企业实行家族管理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能节约企业的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的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增强企业的团队精神。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层次的增加,代理“链条”的增长,当家族管理的家族特征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时,企业就要突破亲情化的家族管理模式,进行内部治理演进,向现代的科层管理、职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但是,企业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模式不仅代表了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而且     

家族企业CEO更替与业绩敏感性--家族涉入的调节作用

文章揭示了家族企业中CEO更替与业绩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涉入方式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4年至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样本,检验家族通过股权、董事会和管理等涉入方式,对CEO更替相对业绩敏感性这一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较差的业绩会增加CEO更替的可能性,而较高的家族直接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家族成员担任董事的比例则会强化这一关系。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只有当非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上述的机制才会发挥作用,说明家族成员担任CEO时依然存在较强的"堑壕效应"。文章扩展了家族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机制的相关研究,对家族企业向职业化经营转型从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控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检验家族实际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之间的关系,并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强度对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家族实际控制程度越高,基于对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和增加,家族企业会更加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家族企业对高管实行高强度的薪酬激励（包括年薪激励和股权激励）会导致高管减少对非财务目标之一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关注,即家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倾向会减弱。因此,家族企业不应对高管人员提供过高的薪酬激励,同时应该在绩效评价中增加情感目标等非财务目标的评价机制,鼓励高管人员在追求财务目标的同时追求情感目标。     

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中家族冲突的解决路径

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解决企业治理和家族治理之间的冲突。以血缘和信任为纽带的家族情感与以法律和经济契约为纽带的现代公司理性本身就存在冲突。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层面,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民营企业家就必须设计和探索出一条既能保障家族权益、又能实现企业有效管控的健康发展的公司治理路径。民营企业的家族商业表现同家族和睦与家族冲突息息相关。代民营企业公司治理需要在经济理性与家族情感、文化传统与现行法律、专业化运营与家族控股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民营企业公司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在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上进行设计和把握,从而找到家族冲突的解决路径。通过规范化与专业化的公司治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混合家族企业的治理缺陷及其对策

家族企业是中国私营企业的主要形式。家族企业是指某个家族中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的人拥有该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企业。而混合家族企业具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家族对企业绝对或相对控股。外人股东对家族股权仍有一定的牵制作用；第二，企业管理处于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阶段；第三，实行折中治理，由职业经理和家族成员共同分享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管理职位。家族成员占有不少于一半的高管职位；第四，股东会的权力很大，而且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十分有限。     

家族企业中非家族成员叛离现象的风险识别研究

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的冲突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其中演化的非家族成员的叛离对家族企业所造成的危害最大。但相关文献对非家族企业叛离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在案例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的总结了非家族成员叛离的诱发因素,从而帮助家族企业识别企业内部非家族成员叛离的风险大小,从而做出决策。     

治理结构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传承绩效现状研究

治理结构是规范家族企业内部以及家族和企业间各种关系的制度与机制的有效表征,家族企业的有效传承及可持续发展更是家族企业财富累积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文章梳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探讨了治理结构视角下,契约治理、关系治理与家族企业三维绩效建构之间的关系。     

家族涉入、风险投资与公司审计定价

在家族涉入企业中,风险投资是否发挥了治理功能,是学术界缺少探究的问题。以2015—2019年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家族涉入对公司审计定价的影响以及风险投资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家族企业,家族涉入企业的审计费用更高,并且家族涉入程度对公司审计定价有着正向影响,但是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能负向调节这一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属性的风险投资持股家族企业的审计定价更高,但这一现象仅在公司董事会中家族成员占比较低的情况下显著。该研究从审计市场视角为检验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具体情境,为家族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实证依据。     

浅谈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及方法

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的,但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壮大和时代的改变,家族对企业的绝对控制会使企业出现诸多问题,阻碍企业的发展。文章针对家族企业因选择公司治理结构不当产生的几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     

The Effect of Founding Family Influence on Firm Valu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We examined a sample of 120 Norwegian, 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and non‐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firms, to address two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1) is founding family control associated with higher firm value; and (2) are there uniqu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firm can be more valuable? We fin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founding family control and firm value for four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founding family control. We find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ounding family CEOs and firm value is stronger among younger firms, firms with smaller boards, and firms with a single class of shar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founding family directors on firm value is not affected by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ditions such as firm age, board independence, and number of share class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founding family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is greater among older firms, firms with larger boards, and particularly when these firms have multiple classes of shares. Our results imply that 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firms are more valuable and governed differently than firms without such influence.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founding family CEOs can enhance firm performance when family influence does not create shareholder entrenchment or when their cash flow rights are more aligned with their control rights.     

独立董事对家族高管薪酬治理效应分析

高管薪酬契约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者用于减轻代理成本的一种手段.通过选取2009-2010年家族类上市公司492家和国有上市公司521家,实证结论表明:家族类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家族高管薪酬比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平均要高,并且薪酬业绩敏感性低;独立董事作为保护外部中小股东利益的监督机制,与国有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对高管(家族高管)薪酬治理作用更为有限;这一结论表明,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发挥还需一个合适的治理环境.     

家族与家族企业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着悠久的“家文化”传统，“家族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普遍的，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化形成的最直接的基础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方式，它奠定了家族本位的文化基调。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生活，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在传统社会中，对于国家，家族成为一种深入的统治制度形式；对于大众，它构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此，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是按家庭伦理道德扩展并组织的。     

"治理变革"中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评述

首先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治理变革”中的角色定位，指出加强其自身治理的重要性，然后在对国内外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方面有关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未来方向的建议。     

政府内部控制多维分析:国家治理、财政治理和财务治理

十九大报告中"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政府内部控制提出明确要求和建设方向。政府内部控制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重要抓手,不仅需要明确政府内部控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还需从政府内部控制如何规范财政资金、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角度出发,探讨如何实现宏观层面的财政治理目标和微观层面的财务治理目标,从而初步构建多维治理视角下政府内部控制理论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机制探索

城市社区治理是多元化多层次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首先引入治理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出城市社区治理的由来。其次,详细深入地分析了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动因,主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社区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公共产品需求的多元化和社区功能的民主化四个方面开展阐释。最后,提出治理社区的新机制,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并定位其主要功能,进而推动社区各项事务的有效良性运转。     

浅议家庭与家庭文化建设

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迁着,同时,家庭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的改变和扩张,但家庭的文化传承功能一直没有改变。不断的变革中,家庭的文化传承在领域和内容上大大减少了,但在传承民族文化的深度和厚度上不断提升。家庭文化建设需要个人和社会共同承担这一历史使命。     

数据监管在升级

2021年7月2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对"滴滴出行"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告,时隔仅3天,再次宣布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16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7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MBO与公司治理

管理层收购(MBO)在我国应用以来,显示出了其在降低代理成本、激励高管人员的积极作用。本文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阐述了MBO制度及其重大意义,并结合案例分析了MBO的适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