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管理层权力、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选取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管理层权力和融资约束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投资过度时,管理层权力与非效率投资成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能够缓解管理层权力较大时造成的非效率投资现象.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基于寡头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细分数字金融维度后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融资约束在发达国家、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在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金融的微观机制研究,为数字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推动产业模式变化和升级的重要动力源泉,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取2015-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企业金融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适度金融化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中小企业数字化与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中介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结构化、多维数字化指数和企业融资约束指数,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关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改进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缓解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中介机制检验进一步证实,数字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延长债务期限、优化债务结构以及数字化补贴效应来实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投资效率的改进。此外,数字化影响效应还存在着异质性,总体来看,产品市场竞争度削弱了数字化关于融资约束和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国有企业产权则增强了数字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为此,中小企业应通过持续、深化推进数字化转型,来自主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大数字化扶持力度,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化全面均衡发展。     

经济危机、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从微观领域的企业投资行为出发,考察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中国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5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发现货币政策与经济危机是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投资机会和新增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具有正向调控作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新增投资支出。     

融资约束、资本投资与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2年数据为样本,基于产权性质和金融发展水平,从资本投资中介效应视角检验了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效应实现的竞争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民营公司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表明,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提高了现金价值,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融资约束公司和民营公司中更高。     

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集团与投资效率

本文从企业集团的角度,以2002-2016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集团能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不足,同时能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过度;具体来看,企业集团能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减小投资风险,从而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不足;也会通过降低融资约束为两类代理问题提供实施条件,从而加剧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投资过度;同时企业集团能通过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的"监督效应"和"更少掏空效应",减少两类代理问题,从而缓解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投资过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偏离并不完全等同于投资效率的低下,在非集团企业,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投资不足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投资过度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在集团企业,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投资不足会降低企业价值,环境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投资过度也会降低企业价值.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自贸区设立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吗？——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自贸区设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强于非国有企业,自贸区设立能显著缓解非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但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自贸区政策通过提高企业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路径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自贸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发挥了显著的协同作用。研究结论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企业特征、现金流与投资行为

文章研究了企业现金流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考察了企业特征对二者间关系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规模较大的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更强;面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较低.表明融资层级理论和自由现金流假说都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投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代理问题、财务困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探讨了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融资约束、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支出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非线性复杂关系,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之间表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低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大,财务困境可以导致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在高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反而较小。从代理问题和财务困境的角度丰富了融资约束理论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为优化我国企业投资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所有权性质、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其内部现金流的敏感性,分析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所有权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且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2)在研究期间,全部样本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逐渐降低;(3)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时间下降的幅度比民营企业低。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视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重点考察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信贷支持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信贷支持,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助推加大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可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企业环保投资;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绿色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的证据

以2010—2020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越高,重污染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绿色投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内部控制质量与绿色投资之间作用的中介变量,即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融资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绿色投资的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     

论融资约束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实证分析

在减税降费政策不断深入的当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稳步前行,且以扶持企业创新活动为主,而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对税收优惠与研发投资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选取了我国创业板公司2014-2019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引入融资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对二者关系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而融资约束具有调节作用,无论是从内源融资约束角度还是从债务融资约束角度来看,都显示融资约束程度较小时,这种激励作用更显著。本文充实了税收优惠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并且引入融资约束变量,丰富了其调节效应的研究。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