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市场竞争能抑制超额商誉吗？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数据,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具有抑制超额商誉的效应,并能够降低后续商誉减值的可能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股票流动性抑制了超额商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外部环境对产品市场竞争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具有异质影响,在内控质量、独立董事比例高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低时,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超额商誉的抑制具有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价值的效应。     

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信用关系与创新投入

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家族企业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路径、不同所有权结构下超额商誉与创新投入之间机制路径的异质性以及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超额商誉抑制商业信用融资，促进银行信贷融资；银行信用具有财务刚性，并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最优融资来源；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成为家族企业创新的融资来源渠道之一。基于所有权异质性视角发现，非创始人家族控股以及低二代控股组超额商誉对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较弱。进一步探究超额商誉的前置动因发现，自由现金流促进家族企业超额商誉的确认。最后，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低经营风险组以及低市场化组，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较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

商誉减值风险是影响资本市场秩序的重要风险之一。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外部宏观环境要素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商誉减值,而盈余管理会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商誉减值间的关系。进一步地,从企业经营、公司治理和产权性质角度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誉减值影响的异质性,发现经营风险高、自由现金流不确定性高、代理冲突严重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的企业,商誉减值规模更大。上述研究结果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商誉减值计提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提示有关部门关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下的商誉减值风险问题。     

连锁股东会影响超额商誉吗

基于投资组合价值最大化理论,连锁股东具有治理协同与竞争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企业超额商誉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选取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抑制企业超额商誉,发挥治理协同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机构型连锁股东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非机构型连锁股东在抑制企业超额商誉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在管理层持股、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连锁股东对企业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全面正确地认识连锁股东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机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超额商誉是否影响审计意见？

近年来,商誉对经营业绩与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但审计视角下的研究相对较少。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商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会显著提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2）中介效应检验显示,经营风险与审计投入是作用路径;（3）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低、制度环境好、分析师关注度高等样本中,超额商誉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超额商誉、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商誉资产急剧增长并不断累积,商誉泡沫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中广泛讨论的话题。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超额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文章不仅丰富了超额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研究结论也为上市公司并购决策和投资者等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商誉泡沫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企业数字化、业绩波动性与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投资效率.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提升了投资效率,尤其抑制了过度投资.机制检验发现,业绩波动性在数字化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小的样本,在非国有企业、非新兴产业以及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系统性风险提升三条压力传导路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从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企业间数字化协同转型等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外部融资的萎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对微观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是当前热点话题。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水平越低,且股权融资减少的幅度更大。通过细分债务融资结构,我们还观察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使得短期债务融资相对于长期债务融资降低的程度更显著,导致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检验发现,产权性质及股权集中度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债务融资减少在非国企中更明显,而股权融资的减少则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此外,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企业融资规模缩减的部分原因是融资成本的增加。     

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机制的影响研究 ——以制造业家族企业为例

文章以2009～2015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额委派董事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降低了中小股东对其的制衡水平,阻碍了技术的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以及审计质量低的企业中,其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文章对公司治理及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发展,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监管及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及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会计商誉与经济商誉的差异研究

一、会计商誉和经济商誉的界定(一)什么是会计商誉会计界对商誉的认识不同导致各国对商誉的定义各不相同。英国第22号标准会计惯例公告(SSAP22)《商誉会计》将商誉定义为“商誉是企业的总体价值与企业可分离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之差”,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7号意见书(APB OpinionNo.17)将商誉定义为“被收买公司的成本超过其可辨认净资产价值的差额”。这两种观点都是从超额盈利观和剩余价值观的角度对商誉进行定义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无形资产》(征求意见稿)中将商誉定义为“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这显然是用超额盈利…     

基于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的商誉价值的确定

不管对正商誉的价值评估还是对负商誉的价值评估,都可以用超额收益法,其中关键问题是对未来企业年超额收益数或年降低收益数的估计.但是由于该方法默认的前提是:企业年超额收益数或年降低收益数全部是由商誉造成的,所以笔者认为用该方法估计商誉的价值误差会很大.不管对自创商誉还是对外购商誉,都可以用割差法.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抑制商誉泡沫吗?

并购盛行使商誉估值泡沫愈发严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抑制商誉泡沫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商誉资产越低,超额商誉越少,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社会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声誉激励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自愿披露更能有效发挥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抑制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功能,提高了商誉估值公允性,能够抑制商誉泡沫,有利于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创商誉浅析

一、自创商誉的概述 商誉是一项资产，商誉是无形的，但又是可把握的、能为拥有者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因此，商誉是一项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超额经济利益的非货币性资产。     

负商誉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下负商誉的会计政策,运用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和回报模型,本文系统探讨了负商誉对股票价值和超额回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扣除负商誉后的剩余收益对股价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而负商誉与股价负相关;(2)扣除负商誉后的未预期盈余对超额回报有显著正的解释力,负商誉与超额回报负相关。实证结论说明,市场不仅能够辨别盈余结构,而且市场投资者能够辨别负商誉的价值含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基于中日上市公司的比较

运用中国和日本上市公司2012~2017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日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日本企业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中国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这一现象在中国企业中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不会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但是在日本企业中这一情况正好相反.比较研究旨在为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竞争力提供参考.     

浅论商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热门话题，通过企业收购、兼并、重组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盘活现有资产，扭亏为盈，是使企业走出困境的一种重要方式，商誉是企业在这些经济行为中不容忽视的项目，关于商誉的确认和计价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下面笔就商誉定义、构成以及在实践中的会计处理谈一些看法。一、商誉的定义和构成1、《企业会计准则》表明：商誉是指企业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内在因素是指提供给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基础的等方面技能，是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并结合异质性强化了对两者关系的分析,最后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拓宽了研究思路.实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持股比例;考虑到产权以及机构的异质性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基金类机构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可以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抑制作用.以上研究旨在揭示:在不确定的情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可以作为机构投资者选股的重要标识,同时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     

关于自创商誉会计的探讨

一、商誉概述商誉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无法具体辨认的资产,能使企业具有一定的未来盈利能力。我国将商誉定义为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列作一项资产。商誉按来源分为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两种。外购商誉是企业购并活动中,收购方在对被购方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