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与企业二氧化碳减排动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根据1997-2007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政府职能错位与企业减排动力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政府规模的扩大以及腐败行为都不利于形成企业的减排激励。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管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有积极作用,而对于东部地区这种减排作用却不存在。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媒体监督和国有企业减排绩效

本文利用新颖的企业排污和媒体报道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如何影响企业减排绩效，以揭示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国有企业排污量呈现更强的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影响国有企业排污量，最终降低这些企业的生产利润，这部分解释了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何给它们提供经济支持。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强时，成立年份较早、上年污染较多、总资产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减排量更大。媒体监督是影响企业排污行为的一个渠道。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基于演化博弈论的雾霾协同治理三方博弈研究

工业和车辆废气的大量排放以及人类生活中产生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雾霾污染成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环境问题。文章基于博弈论的方法对雾霾区域联防协作机制进行分析,构建雾霾污染排放企业、政府和公众的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企业、政府、公众三者之间的博弈,并分析博弈策略的稳定性。研究发现政府的行为在影响三方决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应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企业积极减排给予一定补偿奖励;建立污染评估体系,明确界定污染事故中的企业责任;创建有效的公众监督途径,设法让公众有效地参与对企业和政府的监督。     

城市居民PM_(2.5)减排行为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研究

对城市居民PM_(2.5)减排行为的正确引导可有效缓解我国雾霾污染。基于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建立雾霾治理视角下城市居民PM_(2.5)减排行为意愿模型,并借助结构方程建模方法(SEM)对川渝地区城市居民个人层面的PM_(2.5)减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的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道德规范都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的PM_(2.5)减排行为意愿,而且在雾霾治理背景下,居民道德规范的影响力度明显加大;环境后果和环境责任感分别从两个角度显著影响居民的道德规范和减排意愿,环境责任感在道德规范的培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最后,为管理部门针对性的调控6个影响因素以引导居民PM_(2.5)减排行为提供了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目标约束与边界污染治理

跨行政边界区域的环境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场域。本文以“十一五”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污染企业数据并汇总到区县,探讨环境分权体制下,中央将减排指标下放到省市对边界污染治理的影响,并重点探讨减排指标下放后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环境”双目标约束的边界效应。研究发现“：十一五”将减排指标下放后,省边界区县的COD污染排放企业数量、新进企业和污染排放规模显著增加,边界污染加剧;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削弱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有利于边界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环境目标约束会加强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动机,不利于边界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下,省域边界地区成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给政府“策略性减排”提供了机会。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非省边界区县相比,省边界区县污染企业进入门槛更低,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边界地区环境规制力度策略性布局污染企业,以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双目标约束的强弱程度会对垂直监管的边界污染治理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监管和治理体系及官员政绩...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碳减排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

文章阐述了政府促进企业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偏差影响及内在原因,分析了市场调节企业碳减排的客观作用、演变特点和主要缺陷,认为有效推动企业碳减排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反思和分析企业碳减排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是探讨解决减排动力和活力问题的一个内在逻辑。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情况下,企业发展与减排的矛盾突出,反映了短期生存压力与长期转型发展的矛盾。现阶段我国推进企业碳减排要注重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政策与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二是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对企业减排的引导作用;三是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构建企业污染物减排内外动力机制研究

我国污染物减排主要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企业在污染物减排实施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其主体地位角色一直缺失。要建立长效的企业污染物减排实施机制需要实现企业主体"还位"。通过对我国企业污染物减排行为的博弈分析,探讨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的内因和外因;并提出引入污染物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减排监管力度,从外力驱动企业减排;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倒逼作用从内力驱动企业减排;并基于"双力"驱动对我国企业污染物减排动力机制进行设计,实现激发企业主动减排的目标。     

基于演化博弈的我国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政策分析

为了分析高能耗企业集群在低碳减排政策的引导下实施低碳生产的企业群体决策行为,需要在演化博弈理论框架下,重点研究高能耗企业集群的低碳决策模仿行为、激励性和惩罚性低碳政策对减排行为的演化影响等问题。根据高能耗企业的减排决策行为具有模仿、观察和学习过程,建立了低碳政策下高能耗企业减排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高能耗企业与政府部门作为不同类群体的演化博弈动态稳定均衡(即演化均衡)结果将是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提供激励性减排补贴下,高能耗企业积极进行减排的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征收碳税等惩罚性政策下,高能耗企业被动进行减排的模式。最终社会经济系统的低碳政策模式收敛于哪一种状态,取决于历史惯例采取的减排模式、减排技术和相应政策措施的成本,以及政府部门的低碳宣传和社会舆论导向等因素。     

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研究

文章在概述企业生态化内涵的基础上,根据社会行为科学的一般原理,分析了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认为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企业利益,外部环境刺激来自于政府行为、市场需求、资源与环境约束、技术发展,并构建了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阐述了模型的作用机制。     

"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污染减排效应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分别从企业和行业层面研究2006年将环境治理纳入官员绩效考核后"两控区"政策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企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污染减排力度;从行业层面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提高了行业的污染减排力度,同时提高了行业内部的企业生产效率;从行业资源配置看,"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发生了不平衡流动,行业内生产效率的离散程度增大.进一步利用DOP分解方法将行业污染变化分解为企业自身提升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退出效应四个部分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两控区"叠加环境绩效考核政策会促进资源向污染强度低的企业流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适当增加政府减排压力能够显著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未来中国制定环境政策以及如何落实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基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逐步兴起的新型政策手段,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否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政府节能采购企业清单,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通过严格约束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具体包括在生产初始阶段改善能源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创新生产技术以及在生产终端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异质性检验表明,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政企合谋氛围,政府节能采购政策使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此外,这一政策还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得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同时,在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政府节能采购政策还提高了企业产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表明,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两型社会背景下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随着各种突发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微观主体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为例,对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企业（100家）的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政府监督和企业经营年限等因素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以此为基础,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好地监督和促进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两型社会背景下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为例

随着各种突发性环境问题的出现,微观主体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为例,对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企业(100家)的环境管理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负债情况、政府监督和企业经营年限等因素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有显著影响。以此为基础,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好地监督和促进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我国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节能减排模式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成为影响节能减排成效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运用聚类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研究地方政府在实施节能减排中的经济行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节能减排动力和能力不足。在实施节能减排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建设、能源消耗、工业三废的治理等方面,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力度和影响居民生活的方面重视不够。现行财权事权不对称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是地方政府实施节能减排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因此,要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排激励机制研究

综合考虑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重任务,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节能减排努力准入标准、政府监督信号考虑在内,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别探讨了对称信息和非对称信息下政府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进行节能减排。结果表明:节能减排努力市场准入标准越高,政府应给与企业越多的固定补贴;政府应根据观测到的企业不同节能减排努力水平设计激励机制;政府监督对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低碳化发展管控要素的识别与实证研究

探究企业低碳化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与管控要素的识别是探讨企业低碳化发展路径的关键。通过相关性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和公众的外部压力等情境因素成为企业低碳投入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企业低碳投入主要是外推型行为;而低碳运营中低碳行为能力等企业个性因素影响最大,低碳运营主要是内拉型行为;环境价值观与两种低碳环境行为显著相关。因此,应加大企业环境宣传以构建自然和谐的环境价值观,加强企业环境能力的培养和增强环境行为意愿,积极发挥政策法规在企业低碳行为中的作用。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