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河北五矿企业为例

随着中国出口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受外国环境规制的限制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和2008年我国每年都有近8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环境标准的限制，环境规制这把“双刃剑。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以河北五矿为研究对象，基于引力模型做回归分析，验证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利弊，也为其他中小企业的扩大发展提出借鉴意义。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环境规制、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波特假说"和双元理论,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变量,以环境动态性为调节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理,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2)探索式创新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开发式创新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显著性体现;(3)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分别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基于环境规制的中国出口企业绩效分析研究——以电子信息出口企业为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通过对生产成本、企业进入和技术创新等影响的传导机制而产生的,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对出口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当政府对产业实施环境规制时,不仅生产成本发生变化,而且企业所在的市场结构以及市场行为也会发生变化.通过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对各种因素的影响,才能够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最终影响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为管理部门和公众提供更为全面的企业环境绩效信息.     

政治联系、环境政策实施与企业生产效率

政治联系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也会影响政策法规的实施效率。本文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切入点,基于世界银行200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考察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政治联系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当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滞后一期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政治联系并未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但政治联系会弱化环境规制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以上结论说明,构建规范的政企关系、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率和约束力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变化趋势及对策研究

环境规制效率指在规制活动中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一个主要的衡量方法是环境规制收益的成本弹性.只有当环境规制收益的成本弹性大于1,才说明环境规制有效率.以2000年为基年,我国2001年到2007年的环境规制效率是逐年下降的.造成这个结果既有表层的环境规制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体系方面的原因,又有深层的人性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因此,除了对法律法规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完善外,还要建立跨区域垂直的环境规制体制,并实行"绿色GDP"的考核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地方政府为何会对企业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出现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情况的原因及其地区差异,对环境规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缺乏关注.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匹配出的2010-2017年中国345个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显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企业规模越大,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出发点,实证研究不同公众参与度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就整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不显著。公众参与度越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公众参与度越低,则该驱动效应的实现越受抑制。该研究将公众参与作为"软手段"与环境规制政策结合分析,进一步拓展了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视角。     

基于强波特假说提升企业竞争力研究

“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强波特假说”有较为严格的前提假设,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不完全是消极的,环境规制可以改善企业技术变迁的路径,让企业沿着“绿色路径”进行技术革新.如果企业遵循环境规制时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所节约的成本完全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所发生的费用时,企业就会更具竞争力.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也应着力于引导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来到达环保目标.     

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质疑,由此诞生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打破新古典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以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因素的研究,提出二者存在相关性不确定性的假说.文章系统阐述二者相关性研究的演进过程,挖掘它们在假设、方法论、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追求环境效果无疑是环境规制的主要目标,但随着环境约束的加紧,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与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成为制约环境规制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利润最大化决策模型为理论起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建立了环境规制的反应函数,并分析了企业环境管理的类型及影响因素,以加强对微观主体行为模式及环境规制的微观作用机理的研究,为制定具有针对性、创新性的环境规制,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资源视角

以2009—2015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在企业资源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与一般资源相比,创新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更为显著;沉淀性冗余资源、资源柔性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资源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研究明确了资源的调节作用,丰富了资源管理理论,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绩效提供了实现路径。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